《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4期

茶马贸易（或称茶马互市），是指中原王朝与西部少数民族之间以物物交换为主要特征的商业贸易形式，因双方互换的商品主要是茶叶、马匹，故以此名之。这种贸易的出现是经济地理分工的结果，中原王朝主要从事农耕和种植业，特别是南方各地出产茶叶，却无法大量生产用于冷兵器时代作战的优质马匹，而各少数民族则逐水草而居，马匹等畜牧业发达，常食肉类少蔬菜，不易消化、缺乏维生素。由于生产的比较优势和生活方式的互补性，茶马贸易自然而然地发展起来。当然茶马互市交易的商品不止有茶叶和马匹，实际上是一种互通有无的贸易：内地的布匹、丝绸、糖、盐，少数民族地区的虫草、麝香、贝母、皮货、羊毛、黄金等，都是彼此交换的商品。

考证文献可知，茶马互市发端于唐代［1］（P122）。北宋政府在川、陕等地设置茶马司与吐蕃等少数民族开展大规模的茶马贸易，在蜀地产茶州县共设置买茶场24个，宋神宗熙宁、元丰年间在熙秦地区共置卖茶场48个。宋代永康军（今四川都江堰市）是重要的茶叶贸易市场，宋人石介云：“永康军与西蛮夷接，四海统一，夷夏相通，番人之趁永康市门日千数人。”［2］（P236）官方也将此制度化，设立“买茶司”“买马司”“茶马司”等民族贸易的管理机构。茶马贸易在宋代正式发展起来，并与茶引、榷茶、榷货务等紧密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套复杂而严密的茶马法，明代茶马法最为严密和繁复。雍正十三年（1735年），清廷废除茶马法，撤销茶马互市，官方的茶马贸易宣告结束［3］（P29）。中国历史上的茶马贸易，持续时间长，在民族经济往来、民族关系和文化认同等方面承担重要角色，所牵涉话题颇多，故向来是史学界重点关注的学术议题之一。

与“茶马贸易”相比，“茶马古道”则是当代创造的学术概念。1988年在《中甸汉文历史资料汇编》的“序言”中，木霁弘、王可首次提出“茶马之道”的称谓［4］。1990年，木霁弘等六人徒步考察了云南马帮曾走过的相关路线，次年将其考察的过程做了记录，以笔名“格玛明珠”发表文章，首次使用“茶马古道”一词；1992年其首次对“茶马古道”的概念作出诠释：“茶马古道在唐代就形成了以滇、川、藏三角地带为核心，西出印度、尼泊尔，东抵四川盆地西缘，东南至桂林的网络。”［5］（P244）该概念提出后，有不少争论，譬如茶马古道上贸易的主要商品是否仍为茶和马？如果不是则存在名不副实的问题；茶马古道线路是单向线路还是复杂网状，是长途远距离运输还是短途运输？运输途径是马匹驮运、车辆载货，还是人力背夫？不管如何，进入21世纪后“茶马古道”概念迅速从学术领域“出圈”，成为宣传的标签和符号。

关于茶马贸易和茶马古道的关系，一般认为茶马古道起源于早期的茶马贸易，主要是川藏之间的交通路线，清代初期官方的茶马贸易衰落后，云南以民间为主体的茶马古道兴起［6］（P74-85）。甚至有学者用“茶马古道”代替了“茶马贸易”或“茶马互市”的概念，将两者直接等同起来［7］（P34-40）。也有学者对这两种观点作出反驳，认为“先有茶马贸易、后有茶马古道”，这是从官方、精英的立场来解读汉文献的结果，与史实不符［8］（P103）。从地方性的民间立场来看，应该是少数民族茶叶消费需求在先，官方茶马贸易在后，即民间茶马古道的形成要早于官方贸易的正式开展。从逻辑分析，这或许有一定道理，但问题随之而来：“茶马贸易”和“茶马古道”两概念的内涵是否有所区别？“茶马古道”这一当代诞生的概念提出后对传统的茶马贸易概念有怎样的拓展和影响？人们为什么会热衷于使用“茶马古道”的概念？这一概念带来了怎样的话语变迁？从对这些问题的追问和回答中可见，从“茶马贸易”到“茶马古道”，这一概念的变迁具有革命性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

一、概念涵盖时间和空间范围的扩大

       唐代是中原王朝和周边少数民族茶马贸易的肇始之期。《新唐书》记载，731年，吐蕃希望在甘松交付马匹，茶马互市始自8世纪中后期。唐朝和边疆的互市始于731年，当年吐蕃请交马于赤岭，宰相裴光庭曰“‘甘松中国阻，不如许赤岭。’乃听以赤岭为界，表以大碑，刻约其上。”［9］（P6085）而茶马交易的首次记载见于《封氏闻见记》，其中云：“往年回纥入朝，大驱名马市茶而归，亦足怪焉。”茶马贸易作为一项制度被废止则是在雍正、乾隆之交的1735年，也就是说官方茶马贸易的时间跨度为1000年左右。但是，政策和制度化的官方茶马贸易结束之后，边疆的汉族和少数民族的贸易并非完全停滞，相反因为限制的放松、政策的解禁、榷利和茶税的削减等，促进了贸易的活跃和进一步大规模的发展。在商贸的带动下，乾隆时期及以后边疆的经济开发和社会建设、民族的迁徙和融合等都空前发展，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加速形成。传统的茶马贸易研究聚焦的时间范围只能囿于乾隆以前的历史时期，无法覆盖这以后更加广泛而深远的经贸和民族往来。就这个意义上而言，“茶马古道”的概念将茶马贸易的时间视域做了延伸，甚至可下探到当代，因21世纪初西南地区马帮运输仍有存续。学者甚至可以研究当代对“茶马古道”概念的“活化”和现代性问题，这些都是“茶马贸易”概念所无法关涉的。

从空间范围来看，研究茶马贸易关注的是点和面，而研究茶马古道关注的是线路和整体的网络和系统。北宋仁宗嘉祐年间，设博卖都茶场于成都；宋神宗熙宁时期，设买马司于秦凤、熙河，负责茶叶与马匹交易事务，形成“汉中买茶，熙河易马”的局面。据统计，自熙宁七年（1074年）至元丰八年（1085年），“蜀道茶场四十一，京西路金州为场六，陕西卖茶为场三百三十二”［10］（P4500），达379个，榷税收入达百万缗。因榷茶和买马分属两司，主事官员沟通窒碍、职责不清，故在元丰六年（1083年）合并为茶马司，之后此部门名称多经变化，茶马之事也多经分合，尽管如此由政府管理茶马交易成为一项定制。宋朝还在与辽、西夏、金的边境设立数量众多的榷场［11］（P521-523）。榷场是官方准许开放的与边疆民族贸易场所，还有其他称呼如“合市”“和市”“边境互市”，无论何种名称，其性质有相似之处，基本为限制交易地点、场所比较固定、政府管控严格。因此，茶马贸易研究的视域是相对有限的，主要集中在边境的交易市场及其管理机构，空间上主要是市镇以及集镇结合所形成的面。

茶马贸易研究的不足在于，没有关注茶马等物品在交易后是怎样进一步运输、流通和消费的。以茶为例，茶马贸易完成之后，还有一系列问题需要回答：少数民族所购之茶是哪些政府机构或者民间商人在购买；购买之后通过什么样的交通方式、运输线路流通，有怎样的服务设施和配套从业人员；流通中是否存在匪盗、霉变以及火灾等灾害，以及当地政府的处置及制度性安排；茶是如何被消费和使用、在消费过程中形成了怎样的饮茶习俗、礼仪和信仰，甚至是怎样借此促进少数民族对中原文化的认同的。对于这些问题，“茶马贸易”概念由于更多聚焦交易场所、惯习制度和管理机构等交易环节，无法涉及和回答。而“茶马古道”概念的出现，则有效补充了“茶马贸易”内涵和外延的不足，从以市镇为中心的点与面扩展到更加广阔地区的交通线路以及更加广阔的消费空间。

二、概念所涉学科和研究视域的拓展

长期以来，茶马贸易作为一个学术问题和研究领域，隶属于历史学科的范畴。在“茶马古道”概念出现之前，有关茶马贸易的研究主要是在边疆贸易史、边疆民族史、边疆交流史、边疆管理史的学术话语之中，如任乃强在这些领域内提出了相关的“茶马市易”“茶马贸道”“茶马要地”“边茶贸道”等概念。在历史学科内，茶马贸易的研究主要涉及茶马贸易兴起和废止的时间，茶马制度、机构在宋、明、清等朝代的变迁，茶马交易的比率和价格，明代的金牌信符制、茶叶走私，茶马贸易对于边政和民族关系作用和历史价值意义等。有学者曾对20世纪茶马贸易的学术史做了较为系统地梳理，认为茶马贸易的研究问题主要聚焦在五个层面：茶马贸易与民族关系、茶马贸易的起始时间和发展过程、“金牌信符”制问题、封建政府经营茶马贸易的目的、茶马贸易的积极或消极的历史作用［12］（P20-26）。在中国知网检索，以“茶马贸易”为篇名的文章有107篇，其中61篇属于历史学科；以“茶马互市”为篇名的文章有82篇，34篇属于历史学科。其他文章多归属理论经济学、商业经济、国际贸易、农业经济等。可见，有关茶马古道或茶马贸易的研究成果往往还发表在经济、贸易和农业相关的期刊，故因期刊学科归类的问题，导致此研究领域的文章分散到其他学科。宏观来看，茶马贸易和茶马互市的相关研究，即便在这些学科门类里，大多也是从历史角度展开的，如经济史、商业史、贸易史、农业史等。在日本，茶马贸易的研究主题与中国也比较相似，基本都是从事中国历史研究的学者聚焦该领域。

在“茶马古道”概念提出后，这种历史学科占主导的局面被打破了。云南大学教授张文勋在1991年就指出，“茶马古道六君子”在1990年的所进行的茶马古道考察是“综合性的文化考察”，“是一次包括民族学、民俗学、语言学、地理学、文化人类学等等的多学科考察；也是一次文学艺术的调查汇集，是对山川文物的录像摄影和民间音乐舞蹈的音响记录等等多功能的美学考察。他们立志要为我国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奉献一批多学科研究成果”［5］（P8）。自然地，地理、旅游经济、轻工、文学、城乡规划和市政等学科领域纷纷参与有关茶马古道的讨论和研究之中，产生了一批成果。在中国知网以“茶马古道”为关键词检索，无论是按照主题还是篇名检索，排名前三位的学科都是地理、旅游经济和轻工。归属于历史领域的文章，在一定程度上被考古和文化所分流。而茶马贸易或茶马互市研究中，极少有文章是从这两个视角展开分析。如果将“考古”“文化”都合并到历史学科中统计，历史学科不占主流的情形有所改观，按照主题统计有473篇，占总篇数的22%；按照篇名统计有286篇，占总篇数的23.4%。文学、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地理学、环境学、建筑学等多种学科的研究范式，越来越多地应用到茶马古道相关研究之中。这丰富了茶马古道的研究视野和畛域，同时又让其呈现出多元学科交叉融合的现象。

学科领域的扩大，带来研究成果数量的急剧增多，并一度呈现繁荣景象。根据中国知网的数据，从1963年至今，以“茶马互市”为题名的文章有82篇，以“茶马贸易”为题名的文章有107篇。对茶马古道的相关研究在21世纪之前只有11篇论文，其中最早的一篇是陈保亚《茶马古道的历史地位》（《思想战线》1992年第1期）。但进入21世纪后，茶马古道研究文章迅速增多，截至2023年12月30日，以其为主题的共有2136篇；2010年以后，每年都会超过100篇；最高的是2018年，达173篇。题目中含有“茶马古道”主题词的文章有1063篇；2005年以后每年都会超过50篇；最高的是2010年，达98篇。就著作而言，以“茶马贸易”或“茶马互市”为出版主题或书名的图书寥寥无几，仅有魏明孔《西北民族贸易研究——以茶马互市为中心》（中国藏学出版社2003年版）、王晓燕《官营茶马贸易研究》（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张承荣和蒲向明主编《陇蜀青泥古道与丝路茶马贸易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田茂旺《清代民国时期南路边茶商营贸易研究》（民族出版社2020年版）4部。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从1992年到2023年以“茶马古道”为主题的图书有183部，书名中包含“茶马古道”的图书有106部，其中《滇藏川“大三角”文化探秘》等多部著作被引颇高、影响颇大，并有了木霁弘、李旭、杨福泉、木仕华、蒋文中、王明达、邓启耀等一批核心作者。这些图书所涉及的领域也不仅仅是历史文化的，不少与茶马古道考察、西南边疆民族风情、旅行观光、艺术摄影、建筑遗产、城市变迁等内容有关；在范式上也比较多元，不仅有严肃的学术研究，还有学术科普作品、散文、小说、诗歌等。由此可见，“茶马古道”概念的出现改变了茶马贸易、茶马互市研究一向比较沉寂或者说极少受关注的态势，为其提供了新的视角、资料和研究方法。

与茶马古道研究相关的关键词，为观察该领域研究的集中话语提供了一种路径。在以“茶马古道”为主题的文章中，出现频次排名前20位的词汇是“普洱茶”“川藏茶马古道”“滇藏茶马古道”“横断山脉”“澜沧江”“南方丝绸之路”“文化线路”“纳西族”“古道文化”“马帮文化”“四方街”“旅游开发”“唐蕃古道”“文化线路遗产”“茶文化”“丽江古城”“青藏高原”“酥油茶”“香格里拉”“凤庆县”“兴教寺”等。这说明在茶马古道的研究中，比较集中的研究议题主要有：第一，文化线路和文化遗产，主要关注川藏、滇藏、青藏（唐蕃古道）茶马古道的线路变迁、马帮运输，以及沿线的物质和非物质的文化遗产和遗产廊道；第二，茶马古道上的茶史、茶文化，如普洱茶、南路边茶、酥油茶等；第三，茶马古道的地理，如横断山脉、青藏高原、昌都地区、金沙江、六大茶山等；第四，贸易集镇等基础设施，如打箭炉、丽江古城、香格里拉、鲁史古镇、沙溪古镇等；第五，茶马古道上的宗教传播、民族迁徙和融合等文化问题，如纳西族、兴教寺、大理国等。这五个层面的研究，是根据中国知网论文中的关键词出现频次分析得出的。也有论者对有关茶马古道的文献作了性质方面的分析，认为主要有五个方面的研究主题，包括“茶马古道”相关概念、路线、商业贸易、民族关系、开发与保护；也有人还把官营茶马贸易的研究作为第六个方面，纳入茶马古道的研究论域［13］（P261-270）。与前文所指出的茶马贸易、茶马互市五个层面的研究相比，茶马古道的研究视野和问题域大为拓展，所涉层面更为宽广，甚至由于“茶马古道”学术话语的强势，导致官营茶马贸易被吸纳到茶马古道的研究范畴。

三、从民族问题向国际性议题转变

茶马贸易是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央王朝同西南、西北等地少数民族商品互通有无的一种贸易形式。因此，在茶马贸易的研究中，民族问题始终是核心问题。民国时期研究茶马贸易的代表性论文，如黎世蘅《最初华番茶马贸易的经过》［14］（P211-219）、竟凡《历代汉番茶马互市考》［15］（P13-20）等，都是探讨汉族和番人之间的贸易过程。黎世蘅指出，他所称的“番”是甘凉以西及青海、西藏等处，即古氐羌诸种人所在地。这些研究重在梳理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的贸易史实和发展历程，顺带提及因贸易而促进的民族交流和融合。新中国成立后，系统论述茶马贸易民族问题的是马金的《略论历史上汉藏民族间的茶马互市》，他认为封建王朝管制茶马互市是为了加强和剥削汉藏人民，扩大封建王朝的影响，起到“羁縻”的效果；客观上符合经济相互依存的要求，促进了汉族、回族及其他民族商人向藏区流动和迁徙，有利于各族人民文化的交流，进而推进中国历史的发展［16］（P31-36）。改革开放以后出现的数篇研究茶马贸易和民族问题的论文，多是充分肯定茶马贸易在民族融合和认同、国家统一和巩固国防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同时指出其中的营私舞弊、效率低下等弊端，如陈汛舟的《南宋的茶马贸易与西南少数民族》［17］（P15-19）、白振声的《茶马互市及其在民族经济发展史上的地位和作用》［18］（P28-34）、杨维军的《明代汉藏民族间的茶马互市》［19］（P72-74）等。茶马贸易中的民族问题，无论是从何种角度展开，始终是在中国内部、中华民族范围内的探讨。

“茶马古道”概念出现后，新学术话语延续了汉藏民族交融的历史叙事。新近的研究认为，依托西南茶马古道而实现的汉藏民族交融，体现在共享衣食住行等生活和习俗、互补和共同发展精神文化成果、铸就深厚的民族感情三个方面，形成和谐共存、相互促进、彼此融合的民族格局［20］。这些学术观点体现了对茶马贸易研究观点的继承性。前文指出，“茶马古道”概念使得研究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大大拓宽，研究的学科和视域的大为拓展，故茶马古道研究逐渐从国内民族问题延伸到国际交流问题。较早从此角度展开创新性分析的是1999年申旭的《藏彝民族走廊与茶马古道》，他充分利用民族史诗、迁徙传说、语言和传世文献资料，将其与藏彝民族走廊相印证，认为茶马古道是藏彝走廊的重要通道［21］（P22-28）。藏彝走廊是费孝通1980年前后提出的概念，它不仅包括中国境内的起自甘肃南部、青海东部，川滇西部和藏东的主体部分，还包括印度东北部、缅甸北部等国外部分［22］（P147-162）。这一概念是费孝通先生以“历史—民族区域”的宏观视野，基于语言系统的共性分析而提出的。在藏彝走廊中，各个民族的语言大多数都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在我国境内使用藏缅语的民族有17个，除了土家外，其他16个民族主要生活在川、滇、藏交接的藏彝走廊地区。在国外，使用藏缅语的民族主要分布在我国西南边境以外的缅甸、泰国、越南、孟加拉国、老挝、印度、尼泊尔、不丹等［23］（P82-92）。申旭注意到，以西藏察隅为中心的茶马古道不仅连接云南德钦、四川芒康，达到拉萨，还可向南至缅甸，向西南到印度、尼泊尔等。于是，茶马古道就不仅是国内民族交融的通道，还是在高山峡川之间的“亚洲天堂走廊”，是中外交流的桥梁和纽带。

茶马古道的国际部分，最早可追溯到蕃尼古道。这一道路开通时间稍早于唐蕃古道，即在尺尊公主入藏前后形成。唐蕃古道将中原政治中心西安与拉萨连接起来，而蕃尼古道则将拉萨与尼泊尔、印度联通。从中国内地到南亚的国际交通路线就此开辟，两者又被合称为“唐竺古道”。随着青藏高原更多交通线路的探索，从西藏的拉萨、山南、日喀则等核心城市出发，有达旺、亚东等多条道路到达南亚。西藏出产的麝香、宗教法器，汉地出产的茶叶、盐、丝绸、瓷器等，都曾沿着茶马古道的国际线路进入南亚。与此同时，南亚出产的香料等商品、朝贡贸易物品，以及尼泊尔廓尔喀政权的朝贡使团等，都是经吉隆、聂拉木入藏，再经川藏或青藏茶马古道前往中原［24］。也即是说，茶马古道经由青藏高原延伸到南亚、东南亚；在近代以后还可通达欧洲，法国、英国等各国传教士多是通过这些线路进入西藏探险和传教的。明代云南民间商业发展起来以后，茶叶等商品还通过茶马古道，向东南亚越南、老挝、柬埔寨、泰国、缅甸等陆地国家传播。为了节省运输时间和成本，一些商人借助国外路线向西藏运茶，如1919年茶马古道上的知名商人马铸材用畜力从佛海（今云南勐海）运茶到缅甸景栋，再用汽车运输到瓦城，换火车到仰光，从仰光装船到印度港口加尔各答，再用火车运到大吉岭、改装汽车运到噶伦堡，再用骡马将茶运输到目的地拉萨［25］（P75）。也有学者考证，从1912年起，中国茶商开通了云南易武茶叶经老挝乌得至越南莱州的路线，形成了四条通往东南亚的驿道［26］（P232）。抗日战争时期，在滇缅公路遭到破坏后，茶马古道成为西南大后方跟国际社会物资流通的重要陆路通道，马帮和驿运事业的发展，为中国抗战胜利提供了基础保障。

因此，“茶马古道”概念以国内民族问题为主的茶马贸易为基础，但又对其实现了超越，成为具有国际性的研究议题。中国与西南周边各国的经济、民族、宗教和文化的交流，近代以来中国内地茶叶抵抗英国侵略者对西藏的侵占，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中国抗战支援物资的运输，当代西南地区开发、“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在这些历史事件中，茶马古道承担了特定的国际交往功能。这是茶马贸易或茶马互市所不能涵盖的。

从另一个维度看，“茶马古道”还具有国际学术交流功能。“茶马古道”不仅属于历史学范畴，还是人类学、社会学、影视学、建筑学、文化遗产等领域关注的热点议题，茶马古道的研究者并不局限于中国，国际上还有一批茶马古道文化的热爱者、研究者及专门团体。澳大利亚的席格伦（Gary Sigley）、加拿大的杰夫·富克斯（Jeff Fuchs），日本的川野明正、藤木庸介、神山巍、谷晃，韩国的康法善、姜仁旭、玄永祚等，都有茶马古道研究的代表性论文或著作。日本学术社团云南恳话会将茶马古道列为其重要的研究对象，在从2005年至今组织的54次研讨活动中，有17次以茶马古道为讨论主题。韩国2009年以“茶马古道的生活和艺术：从云南到喜马拉雅”为主题，在国立中央博物馆举办了规模颇大的展览。这次展览得到了瑞典国立民族学博物馆亚洲部、中国学者谢继胜等组织和个人的支持，是国际交流合作典范。2010年前后，摄影家朴宗祐、加贺浅吉、竹田武史在日本各地举办了茶马古道摄影展。中国也将“茶马古道”作为文化对外交流的重要选题，2007年茶马古道国际文化之旅组委会、文化部中外文化交流中心等曾在北京举办茶马古道国际文化之旅摄影作品展［27］。可见，“茶马古道”已成为一个具有国际性影响力的概念，并承担了国际学术和文化交流的功能［28］（P116）。茶马贸易、茶马互市是中国古代茶法体系中的一部分，国外只有日本从事中国经济史研究的佐伯富、加藤繁、谷光隆、梅原郁、狩野直祯等少数专家，在20世纪60年代曾经集中发表过一些论述，之后便归于沉寂。因此，从研究内容上讲，茶马贸易的国际性因素较为薄弱，无法承载过多国际学术交流和文化交流的功能。

四、从学术价值到多维价值的迁移

最初，“茶马古道”是作为一个学术概念被提出的。木霁弘等人合著的《滇藏川“大三角”文化探秘》有较强的散文性质，这体现在收录其中的《英雄驰骋的净土——中甸》《有一个美丽平安的地方》《田妥的新娘》《康定溜溜的城哟》等篇什。作者还试图基于考察的见闻做深入的理论和学术探讨，如《茶马古道的积淀——茶文化》《多元文化交汇的亮点——巴塘》等。特别是首篇的《茶马古道：滇、藏、川“大三角”文化的纽带》论证了“茶马古道”的概念，勾勒了数条主要路线，分析了大三角交通所带来的民族和文化意义；尾篇《滇、藏、川“三大角”茶马古道的历史地位》提出，茶马古道的主要特征是马帮运茶，与北方丝绸之路、南方丝绸之路、唐蕃古道以丝绸为主的状况明显不同，茶马古道是藏传佛教传播的空间载体，具有扩散性和多元文化性，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显示出人类的生命力。“茶马古道六君子”中的木霁弘、陈保亚、李旭等人当时是云南大学、云南民族学院的学者，他们最看重的是“茶马古道”的学术性，因其是“民族学、文化学最为理想的研究领域”［5］（P13）。在此之后，“茶马古道”概念的提出者又发表了相关论文，进一步阐述“茶马古道”的内涵，体现在六人合作的论文《“茶马古道”文化简论》［29］（P180-197）、李旭的《滇藏茶马古道的宗教文化》［30］（P23-27）等。其他学者跟进研究，较有代表性的是云南社会科学院的申旭，在20世纪90年代陆续发表了《茶马古道与滇川藏印贸易》《滇藏茶马古道论略》《藏彝民族走廊与茶马古道》等文，对一些有关茶马古道的重要理论和学术性问题做了系统阐述。

在21世纪以前，“茶马古道”概念影响力主要在学术界。其从学术界“破圈”，其中最为重要的推动力量是影视业。1997-2000年，郝跃骏拍摄了四集纪录片《最后的马帮》，讲述因为通往独龙族的公路开工建设，中国最后一支由政府组织的、长期给独龙族运送粮食和生活物资的马帮即将消逝的故事。这一在滇藏交界“死亡河谷”独龙江峡谷少数民族的异文化，充满史诗和猎奇色彩，是纪录片的好题材，但郝跃骏更关注故事背后的社会文化需求，他在纪录片中融入了“表层文化之下的传统文化的价值以及对他们未来命运的关注和思考”［31］（P300）。这一纪录片在题材、叙事手法及摄影等方面出众，获得了第18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纪录片奖、纪录片最佳摄影奖，第8届全国少数民族题材电视奖“骏马奖”纪录片一等奖、最佳摄影奖等多个奖项。更重要的是，以此片为肇始，更多的观众和纪录片摄制者开始关注茶马古道上马帮。1999年至2003年，田壮壮、阿城、木霁弘、丁辉等人合作拍摄的纪录片《茶马古道·德拉姆》上映后引起了轰动，获得2004年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数字电影奖等。2004年，马功伟导演的电视剧《大马帮》在成都电视台开播，2005年中央电视台在黄金时间播放了根据白族作家景宜作品改编的电视连续剧《茶马古道》。与受众群体相对较少的纪录片相比，电视剧的传播和渗透力更强，借助央视的传播力量，“茶马古道”概念进入千家万户。全世界目光开始聚焦茶马古道这条最古老、最艰难的贸易路线，2006年韩国KBS电视台和日本NHK电视台联合摄制6集高清纪录片《茶马古道》，将茶马古道称为“另一条丝绸之路”，并赋予了其特定的宣传话语和内涵，认为茶马古道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经济贸易、文化文明的通道，是世界上最美、最高、最崎岖的道路之一，是众多民族的迁徙路线，是各种宗教、文化和多元复杂语言的传播通道，是21世纪复苏的“亚洲走廊”（Asian Corridor）。作为“洞见亚洲”系列的第二部，该纪录片在主题策划、拍摄技术、宣传营销等方面堪称精良，寄托着KBS电视台制作出国际水准纪录片、向国际市场输出影视版权的使命。此片在国际影视业中取得了巨大成功，茶马古道由此成为享誉世界的国际贸易大商道。

“茶马古道”概念的广泛传播，还得益于普洱茶的投资和消费热潮，以及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文化旅游需求激增。21世纪初，云南、四川等地经营边茶的企业在市场经济冲击之下转型困难，出现了亏损和资不抵债的情况，政府负担和包袱较重。一些民营资本意识到商机的到来，开始收购历史悠久的国营茶企，推动改制转型。普洱茶等具越陈越香的特性，港台商人看到了茶叶的金融属性，炒作普洱茶并将这股投资热引向内地。政府和一些行会组织意识到，这是发展本地经济的良好契机，也乐于协力支持。于是，各方联合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宣传活动，其中2005年马帮驮载普洱茶进京、滇茶马帮西藏行等受到广泛关注。各地政府意识到“茶马古道”概念在民众中深度普及，是招徕、吸引游客观光的良好契机，宣传、旅游、文物等部门各司其职、积极联动，发起了以茶马古道为主题的各种活动，如学术研讨会、联合展览、博览会等。这时“茶马古道”已经从学术界“出圈”，成为工商业、休闲观光业、文化娱乐业等具有经济、社会和文化价值的大众化概念。也就是说，经过20年的发展，“茶马古道”已经从学术概念演变成文化符码，成为产业的文化品牌和标签，成为拉动产业和区域经济发展的力量［32］（P42-46）。因此，各级政府和职能部门、相关行业组织、高校和科研院所、企事业单位等，都热衷于组织学术研讨会等各种类型的“茶马古道”活动，借此实现各自的价值和目标。与之相比，茶马贸易或茶马互市的研究，始终属于学术话语和学术议题，它们可以被纳入茶马古道体系、成为基础构架，但却无法在当代社会实现经济和商业价值。与“南方丝绸之路”等同类型的概念相比，“茶马古道”这些方面的价值也是其他概念难以企及的。

在商业和旅游等经济价值前景的憧憬和想象力的激发之下，各方都在探讨和呼唤茶马古道的开发问题。开发的路径主要有两个，一是产品的开发，主要是以茶叶为主；二是旅游路线的开发，以及旅游片区的规划等。在茶马古道茶叶产品的开发方面，云南主要力推生普和熟普等普洱茶、滇红、沱茶等。四川积极推动把雅安列为川藏茶马古道的源头城市。进入21世纪以后，雅安把销往藏区消费的“边茶”改名为“藏茶”，借以突出茶马古道茶叶服务的文化特性［33］（P117），积极打造“蒙顶山茶”“雅安藏茶”等区域公共品牌。旅游方面，一些先知先觉的城市开始将茶马古道作为文化标签用于宣传，如2001年西藏昌都将“茶马古道上的重镇”作为其城市名片，打造茶马古道旅游线路，丽江提出要科学开发茶马古道，用来繁荣丽江的旅游经济［34］。学者们也纷纷就茶马古道的旅游献计献策，如罗莉提出以茶马古道为基础构建“大三角”藏区旅游经济圈［35］（P33-38），王川提出了川、藏、滇三省区打造茶马古道旅游品牌的六项系统建议［36］（P27-32）。在中国知网，以“茶马古道”、旅游为主题的论文有521篇，占总篇数的24.3%。可见，以茶马古道旅游方面的探讨占有相当大的比例。

五、从历史文献到文化遗产的转向

茶马贸易是我国古代政治制度史、经济史的重要内容，在《宋史》《明史》《清史稿》等史书的《食货志》《职官志》《兵志》中有“茶”“茶法”“茶马司”等专门条目或内容。清代朴学兴起之后，辑录前朝文献资料的风气大涨，茶马贸易的相关史料在《续文献通考》《宋会要辑稿》《六典通考》等书中有专门整理汇编，以梳理各个时期茶马制度的演变。就各朝代的茶马法资料纂集而言，日本佐伯富《宋代茶法研究》曾对宋代展开较为系统和全面的整理［37］；明代徐彦登编《历朝茶马奏议》，广泛收集了明代茶法与马政的典章制度。清代将茶马贸易作为安定边疆、充实战备的国计要政，国史馆十分重视茶马贸易史料的编纂，目前存世《食货志·茶马》14册，时间范围从顺治、乾隆、嘉庆年间乃至咸丰年间和清末，包括事迹长编、初纂本、定本、进上善本等形态，成为纂修《清史稿·食货志·茶法》时依据的重要底本之一。清末国史馆还编辑了《皇朝食货志茶马》《皇朝食货志茶马补》等［38］（P131）。茶马贸易的研究多是根据这些历史文献资料所载史实展开论述和分析。

与历朝历代中央和地方政府对四川、甘肃一带茶马贸易有比较详细记载的情况相反，云南茶马贸易更多带有民间性质，故文献记载并不丰富，甚至比较匮乏。基于此种现实，一批云南的学者多从语言学、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等角度展开思考，最早提出“茶马古道”概念，而开展这些研究时就需要进入茶马古道的现场展开田野调查。当身临其境感受马帮的商贸活动及其征程时，他们发现茶马古道沿线有大量的正在被人们忽视或遗忘的文化遗址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遗产是讲好历史文化故事的重要载体，对其挖掘、保护和开发推动了当地旅游事业的发展。在意识到茶马古道的多维价值之后，文化遗产问题迅速被纳入学者、政府和企业的视野。较早开始挖掘茶马古道文化遗产的是丽江大研镇，2002年，该镇联合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北京大学世界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在北京举办茶马古道与丽江古城历史文化研讨会，认为茶马古道的繁荣造就了丽江古城的辉煌。同年，石硕《茶马古道及其历史文化价值》一文认为茶马古道具有文化底蕴和开发价值，并提出了遗产开发的三条路径［39］（P49-57）。

2008年，各方对于茶马古道文化遗产问题有了自觉意识，开始积极行动筹划申报文化遗产，可谓是茶马古道文化遗产元年。其一，云南普洱茶进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单。其二，在四川邛崃市举办的“中国·成都（邛崃）国际南丝路文化旅游节”期间，60余位学者在“南方丝路与民族文化论坛”上形成倡议，呼吁要对西南古道文化遗产加强研究，有关市、地、州联合行动按照世界遗产原真性与完整性原则，做好保护和规划，并筹划申报成为世界文化线路遗产［40］（P216-217）。其三，在全国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上，单霁翔等十几位全国政协委员提交题为《关于重视茶马古道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3040号提案。单霁翔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这标志着茶马古道文化遗产已经得到国家层面的重视。茶马古道成为文化遗产，则需要开展遗产点调查和文物普查、规划线路、制定保护方案，这些都离不开研究工作，故政府部门委托专业机构开展这些工作，这一步促进了文物界、学界和政府等各方的互动。2009年，国家文物局委托云南省文物局和云南大学开展茶马古道线路的研究，并提出申请世界文化遗产的可行性方案，最终形成了《茶马古道文化研究报告》。云南先行，其他省份申报茶马古道文化遗产的热情也被调动起来，纷纷展开行动。2010年6月，国家文物局和云南省文化厅（文物局）、普洱市政府联合主办的“中国文化遗产保护普洱论坛”发布了“普洱共识”，标志着国家开始介入茶马古道文化遗产的保护。与此同时，云南、贵州、四川等地在国家文物局的指导下，启动将茶马古道列为第七批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于2013年正式获批。2010年，单霁翔在第十二届中国科协年会主题演讲及相关访谈中，将茶马古道与大运河、丝绸之路并称，认为这是我国三条著名的文化线路［41］（P224）；2011年，他又阐述了茶马古道文化遗产青藏、滇藏、川藏三大主干道及若干支线，系统梳理了文化遗产类型和构成。这是国家管理部门对“茶马古道”这一原创性概念的高度认可，也是对茶马古道文化遗产重要性的充分肯定。2012年，茶马古道上的古茶园普洱景迈山入选《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2023年，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成功入列《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成为全球首个茶文化世界遗产。这标志着茶马古道的文化遗产价值得到世界层面的高度认可。

此外，茶马古道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关注和重视。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请和认定方面，茶马古道滇藏线上的普洱茶制作技艺（贡茶制作技艺、大益茶制作技艺）、川藏线上的南路边茶制作技艺等被列入2008年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自此之后，滇红茶制作工艺、下关沱茶制作技艺、茶俗（白族三道茶）、蒙山茶传统制作技艺、德昂族酸茶制作技艺等都被列入了国家级非文化遗产名录。2022年11月，随着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茶马古道上的这些传统制茶技艺和茶习俗又升格为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对“茶马古道”概念所蕴含的文化遗产维度的研究，就不仅仅是基于历史文献的研究，还应该基于考古遗址和文物现场展开实证性的分析。也就是说，茶马古道文化遗产需要文献资料的支撑和验证，但不能完全依赖文献资料，这与茶马贸易或茶马互市的研究是十分不同的。甚至是茶马古道文物调查和勘测所发现的文化遗址或文物会反哺茶马贸易的研究，如2009年在甘肃省陇南市康县发掘的《察院明文》、2017年在甘肃省陇南市徽县发现的与茶马贸易相关的残碑和石刻，是对传世文献资料的重要补益。2011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茶马古道“新添—冷碛段”的文物调查［42］（P65-72），中国科学院吕厚远等人2016年利用技术考古手段，对西安汉阳陵陪葬坑出土的疑似茶叶食物残体、西藏阿里地区故如甲木墓葬遗址茶叶遗存的认定等［43］（P1-8），更是茶马贸易文献资料所未载之内容。因此，将文献资料和文化遗产并重的“茶马古道”研究，拓宽了茶马贸易的传统研究领域。

六、余论

       从1992年陈保亚《茶马古道的历史地位》、木霁弘等六人合著《滇藏川“大三角”文化探秘》首次系统阐释“茶马古道”概念算起，该学术概念只有30余年的历史，但目前该概念已得到了国内各界的普遍认同。不仅如此，该概念还向日本、韩国及英语世界各国传播［28］，产生了不少有代表性的成果。这说明“茶马古道”概念不仅是属于中国的，更在全球学术话语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这是当代学者学术原创能力的具体表现，是观察和分析中国当代学术生产和传播机制的一个窗口。该概念已经融入世界知识体生成和构建的大潮之中，体现了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典型例证［44］（P4-22）。在其统摄之下，茶马古道已经拥有了与丝绸之路、大运河相媲美的国际声誉。如果没有从“茶马贸易”到“茶马古道”概念变迁所激发的学术空间和共同热情，这一新的学术领域的发现、耕耘和收获是难以想象的。

“茶马古道”概念并不是凭空生造的，而是深植于中国历史和文化土壤中。茶马古道是对官营茶马贸易和茶马互市这一近千年制度的继承和发展，它将后者涵纳其中并在时间、空间、学科领域、核心议题、价值维度等五个方面对其广为拓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到20世纪80年代还存留的马帮、背夫和他们的时代记忆，又为追索逝去的文化遗产打开了一扇窗。但是，我们也应注意到，当前茶马古道研究还存在一些问题。首先，“茶马古道”概念是一个丰富的语义场域，容纳着历史文化的、经济商业的、学术艺术的种种声音。问题随之而来，在众声喧哗之中、在文化标签符号的遮掩之下，不乏蹭热点之作，譬如带有“茶马古道上的……”表述的文章，去掉茶马古道亦不影响其文章内容。还有不少论著多是以茶马古道“考察”“纪行”“亲历”“风景”“故事”等为主题，其实质多是游记、散文，呈现当代茶马古道的文化景观，并非专业性的、严谨的学术书籍。故此，需要处理茶马古道学术研究与知识普及的边界，将学术著作和文化休闲图书区别开来，勾勒茶马古道学术图谱、提供研究基础参考书目。其次，一方面茶马古道的不少学术会议是由地方政府组织的，这些会议容易陷入地方本位主义的褊狭，这在会议所出版的论文集中可见一斑；另一方面在各种规模盛大的博览会、文化节、旅游节、论证会，茶马古道的学者和学术研究被边缘化，间或有学术为经济装点门面和文化贴金的意味。最后，还要关注茶马古道研究的非均等化问题。茶马古道研究关注的重点区域是西南，以四川、云南、贵州、西藏为主体，其中四川、云南两省最为活跃，各级部门给出了若干学术资助。这就导致茶马古道学术研究整体失衡的问题，贵州、西藏等地在茶马古道研究领域存在失语问题，以至于第七批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所列茶马古道遗址只分布在四川、云南、贵州省，西藏未有遗产点列入，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这种不均等化还体现在学术话语的遮蔽问题，例如茶马贸易不仅存在于西南，在西北地区历史上长期存在且极为重要［45］（P118-132）。由于西北地区的学者力量单薄以及地方支持力度有限等原因，导致茶马古道研究论著大量覆盖西南，却未对西北地区茶马古道展开充分探讨。另一层遮蔽来自丝绸之路概念，故西北茶马贸易往往被归并入丝绸之路论述。近些年，有论者提出“北茶马古道”的概念，有时又将其与“丝绸之路”“万里茶道”等缠绕在一起，造成概念归属和定位的游离问题。

总而言之，从“茶马贸易”到“茶马古道”的概念变迁，带来了传统研究范式、领域和话语的转型，提供了学术发展的新空间，并产生了国际影响力。“茶马古道”这一中国原创的学术概念，是中国当代学者学术话语生产力和传播力的表现，也是中国文化自信的表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促进茶马古道研究的新发展，则需要在“一带一路”视野的统摄之下，以“大地理”“大历史”“大文明”的新思维［46］（P77-84），运用多学科综合的方法深入开展研究，促进“茶马贸易”到“茶马古道”概念转换后学术研究的水平和格局，凸显茶马古道对于中国乃至人类社会的价值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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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