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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月刊| 宋时磊 | “新中式”：概念、特质与发展进路
时间：2024-09-24 来源： 访问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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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时磊，武汉大学汉语写作研究中心研究员，武汉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引用格式：宋时磊.“新中式”：概念、特质与发展进路[J].理论月刊，2024(8)：32-37.

摘 要  

大航海时代之后，东西方文化交流日益深入，逐渐形成了“中”与“西”分立的格局。随着国人物质生活的丰富以及文化意识的觉醒，文化形势发生变化，从改革开放初期“西式”大行其道，到如今“新中式”掀起新的美学潮流，东方美学正在逐步取代西式审美，成为当下中国新的潮流风向标，并呈现向世界拓展的趋势。“新中式”展现出生活化、个性化、多元化等文化特质，满足了当代青少年群体自我个性化表达与身份认同的需求。而“新中式”热潮现象的背后，正是Z世代民族自信与文化自信的具体表现。在“新中式”潮流全面到来之际，需要国家政策、网络媒体、企业市场的共同发力，形成市场良性竞争局面，以新质生产力引领“新中式”发展，推动“新中式”研究转化与传播，将中国特色、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的美学文化与世界多元文化结合，为世界提供全新的生活方式和审美体验。





21世纪以来，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崛起，以中国元素为中心、中国文化为内核的“新中式”逐渐成为新的时尚潮流和消费趋势，在各群体尤其是青少年群体中有大量拥趸。2024年初马面裙等服饰火爆，也让公众对“新中式”现象有了更直观的认知。各大主流平台数据显示，“新中式”成为新的消费爆点，其销售量呈指数级暴增。据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统计，2023年“新中式”服饰市场规模达10亿元，三年来相关产品商品交易总额增速超过100%；2024年第一季度“新中式”风格商品订单同比增长700%。“新中式”是一种消费现象、审美观念和文化潮流，但“新中式”是如何兴起的，有怎样的内涵和特质，未来会有何种发展等，学界鲜有学理性的探讨。本文试从这些角度作出分析。


一、“新中式”的由来与概念

从概念史上辨析“新中式”的由来，需要在一定参照系内观察。“新中式”首先是相对于“中式”而言的，“中式”又是相对“西式”而言的。大航海时代以后，中西交流更为直接、频繁和深入。中国重构了“西洋”等概念，形成了新的世界观，来自西洋的各种机巧之物在中国上层社会甚为流行；在欧洲，兴起了“中国风”（Chinoiserie）的潮流，在两个多世纪里西方人对来自中国的物品、装饰艺术和文化怀有浓厚兴趣，并兴起仿造中国外销商品设计风格的潮流。在相互往来中，中国的文化体系里，“中”与“西”、“土”与“洋”等一套双元对立的观念被建构起来。这种观念体现在民众的大量日常语汇中，如“中餐”“西餐”“土货”“洋货”等，而“中”往往跟“土”联系在一起，“西”则是“洋”的代称。这一语言现象背后实际上折射的是近代中国的文化地位和处境，以及中国对于西式现代化的追赶心态。
如果说上述数百年的历史发展进程，是中西文化激荡、交流和融合的第一轮冲击波的话，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化则又迎来了第二轮冲击波。这轮冲击波的时间虽短，但深度足可以与第一轮比肩。西方的饮食、服装、建筑、音乐、影视等物质和精神文化生活快速传入中国，西式的生活方式再次受到追捧。以现代化、标准化和快捷化为标志的“西式”大行其道，引起了有识之士的警觉。于是，与之相伴相随的是，“中式”概念也开始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中式糕点”“中式菜肴”“中式快餐”“中式建筑”“中式婚礼”等名称得到普及，经常见诸各类报刊和书籍。因此，此时期的“中式”在一定程度上是业界面对西方现代生活方式冲击所作出的自觉回应，试图通过强调“中式”来与“西式”拉开距离，借此凸显“中式”自身的独特地位和价值。
20世纪80年代也是各种西方观点学说和理论快速译介到中国的时代，西方学术话语在知识界和学术界变得炙手可热，这对中国本土思想和文化造成极大冲击。一些敏锐的学者和知识分子同样体察到产业界所感受的那种危机，开始倡导本土文化的自觉，并尝试构建自主知识和文化体系。首先行动起来的是文学领域，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韩少功、李陀、郑万隆、郑义、阿城、李杭育等人意识到在中西文化碰撞中，不仅需要吸纳外来文化，更需要认识本民族的文化，寻找文学之根，在中国深厚的历史文化土壤中找到文学创作的源泉。韩少功《文学的“根”》一文，可以视为文学艺术领域本土文化自觉的宣言书；1989年，已有学者从文化自觉的视角评论郑万隆的寻根文学创作。20世纪90年代，文化界和理论界意识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将之上升到学理层面，并开始探讨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问题。北京大学哲学系楼宇烈先生在1994年发表了《东方民族的文化自觉，决定了东方哲学在21世纪的重要地位》，从东方文化的视角为东方哲学智慧立论。同属北京大学的费孝通先生陆续发表了《反思·对话·文化自觉》、《弘扬优秀传统 实现“文化自觉”》、《从反思到文化自觉和交流》等系列文章，认为中国文化应有自觉意识，树立高度的文化自信，开展跨文化的比较与研究，并通过文化之间的对话和交流消除隔阂、误解和偏见，实现“美美与共”，为21世纪人类人文价值观作铺垫。费孝通先生关于文化自觉、文化自信的理念不仅回答了当时社会颇为关切的问题，更为21世纪中国自主文化体系的建设提供了理论支撑，有着较为深远的影响。
在“中式”社会生活发展过程中以及中西文化交融的理念下，人们意识到不应该将“中式”与“西式”对立起来，而是需要彼此融合，或者是借用“西式”的方法、技巧来发展“中式”。特别是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对于美好生活和精神文化的渴望越来越迫切，而外来西式文化无法满足人们对于多元文化的追求，于是国人从拥有五千年文化底蕴的中国寻找文化精神寄托，在世纪之交“新中式”的概念开始出现。此时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的观念从理论界拓展到更为广大的群体，工商业者开始在日常消费品中融入中国元素和中式审美理念，将其视为潮流文化并开展差异化的市场营销，开辟细分市场。在餐饮领域，1999年针对“新中式”快餐的成功案例，有专家点评道：“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是中国文化复兴的世纪，中国餐饮文化也将进入全新时代。新的中式快餐，将不仅强调快捷、方便、科学、工业化和标准化，更强调营养结构合理和调理功能”；在服装领域，2001年有觉醒之士指出：“越来越多的中国服装设计师意识到：我们不仅要在本国推广符合时代潮流的新中式服装，而且要把这股风刮到西方去，变中为洋用。” 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祥云”火炬、福娃吉祥物、中国队队服等一系列融入传统文化的设计，又丰富了“新中式”的表现样式，扩大了“新中式”的影响力。以此为契机，无论是国际奢侈品巨头，还是雨后春笋般崛起的本土“新中式”品牌，都自觉从中华五千年文化底蕴中凝练设计理念、寻找创意灵感，“新中式”迎来了空前发展契机。
进入新时代后，习近平总书记作出了“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等重要论述。2018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中提出：“到2025年……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文化产品更加丰富，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显著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根基更为坚实，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明显提升。”这既给“新中式”提供了更为明确的战略导向和坚实的政策基础，又指明了发展的具体路径。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将中华美学精神与当代审美相结合，激发中华文化的强大生命力与无限可能性，方能实现民族的自立自强，进一步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因此，“新中式”迎来了全新的发展阶段。
那么，什么是“新中式”？从内涵上讲，“新中式”是一种设计理念和审美风格，强调在新时代对传统风格和文化的重新诠释、演绎和创新，是在洞悉传统文化和现代生活方式基础上的一种全新创造。它展现出一种中国传统文化所特有的氛围和情调，具有鲜明的中国式样、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既不同于外来的西式审美，又凸显出与传统“旧”中式的区别。在继承传统美学的基础上，“新中式”更加注重现代审美和实用性的结合，强调个性化与创新，再将现代科技手段、材料运用于产品和生活。总体上看，“新中式”体现出了古今、中西融合汇通的艺术追求和文化理念，是中国文化自信、创新精神和国际化视野的表征。
从外延上看，“新中式”与“国潮”“国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也有所区别。“新中式”概念已经有20多年的历史，而“国潮”等出现较晚，主要是在2015年以后才兴起；“国潮”最初是一种符号文本和消费现象，强调风尚和潮流；“新中式”在世纪之交出现时是一种自觉的设计和审美理念，强调中式的文化内核。但实际上，经过近十年的相互碰撞，“新中式”与“国潮”“国风”都有通过消费实现身份认同的趋势，在同一性方面试图建立自身、国家与群体之间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在差异化方面，彰显个性化的特征，实现身份的区分等。


二、“新中式”的文化特质

“新中式”概念盛行、受到多方面青睐等，这些都是表面现象。我们还要从学理上深入分析其根本性的文化特征。
（一）“新中式”贴近并融入人们的日常，体现出高度生活化特征
“新中式”并不是一个凌空高蹈的理念，而是融入人们的日常场景，呈现出生活化的特征。当下，无论是服装、家居、餐饮，还是美妆、养生、婚庆，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新中式”热。旗袍、马面裙等频繁出圈，越来越多的品牌设计中都加入了中国元素，在形式上或者采用传统设计纹路和装饰手段，或者使用刺绣等非遗技艺，或者是在设计上运用神话故事场景等，体现出浓厚的中国风和中国味。以往陈列在博物馆的、看似古旧的图案、样式、色彩等成为潮流，存在于古代典籍中的技艺通过现代科技手段得以还原、焕发生机，不仅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青年群体对于个性化的要求，也贴合了国人对中国本土精神文化的追求。这不仅在服装方面，家居装饰在细节上同样体现了中国传统美学精神。对于“新中式”家具而言，其“新”在既满足了日常生活的需要，又适应了当下民族文化、美学思想，并在此基础上对传统中式家具进行了再演绎。“新中式”家具在空间上一般采取均衡舒适的布局，色彩上以朴素淡雅为主，在材料上更多以自然质朴为主，例如红木、大理石等，凸显了“人与自我”“人与自然”和谐一体的传统中华美学文化。
在新的美学风格中，中式和传统不再是冰冷的陈列和文物，已变成触手可及的美，成为日常生活中的消费、体验和品位。“新中式”是人们标明自身生活异质性的一种符码，是凸显自身生活底蕴和内涵的一种本土文化认同。“新中式”将原本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的文化还原到日常的衣食住行之中，实现了赫尔德林式的“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这片大地就是深厚的中国文化土壤。
（二）“新中式”是对便捷化、标准化、模式化的一种反叛，体现出个性化、多元化和唯美主义的主张和追求
一部全球化、现代化的发展史，在一定程度上是朝向西方化的浓缩史，特别是在消费和生活领域，其标志是快餐化、快捷化、简单化、标准化和趋同性等。首先要承认这种发展趋向带来了便利、舒适和低成本，提高了社会效率，加速了文明发展的进程。但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生活的富足程度不断提高，这种追求极致简化的模式已经满足不了人民群众对日益增长的、类型丰富的文化的需要，更不能满足人们对于本土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在此阶段，个性化、多元化和具有深刻内涵的审美成为一种迫切的社会渴求，从供给侧方面着手，开展一场深层次的供给变革，从而提振消费势在必行。因此，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2017年出台质量提升意见，提出提高供给质量是供给侧改革的主攻方向，鼓励企业“优化功能设计、模块化设计、外观设计、人体工效学设计，推行个性化定制、柔性化生产，提高产品扩展性、耐久性、舒适性等质量特性”。
于是，发掘本土文化资源成为新时代的刚需。回望中国历史，历朝历代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中蕴藏着无穷的资源，众多的文物和遗存是一件件匠心独运、充满灵性、独一无二的工艺品和文化瑰宝，而不是瓦尔特·本雅明所指称的“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品”——传统的唯一性、距离感和灵光乍现消逝，充斥着“世物皆同”的感觉。在中国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式”是异质化的，而朝代的更替和演进又带来了多元的风格。另外，长期的历史发展又缔造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格局，不同民族给中国文化增添了多元特性。与此同时，中国文化还孕育了独特的东方式审美，以委婉、含蓄、典雅、真善、中和等为特征，这是西式审美所不具备的，或者说恰好弥补了西式审美的缺憾。将深植于中国文化的个性匠心、多元要素、审美主张等熔铸于“新中式”后，形成了独特的供给魔力，这构成了“新中式”特质的另一面相。
（三）以“Z世代”为主力的群体在文化理念上发生质变，注重追求亚文化的消费认同
“Z世代”最初用来指称20世纪80年代前半期出生的群体，当下主要是指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到世纪之交出生的一代。这一世代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中成长，他们对西方的观察、思考和判断不再是仰视或追赶的姿态，更多是平视和同频的状态；他们不再物质稀缺和精神贫瘠，而是更加理性、冷静和务实。“Z世代”群体是互联网、手机新媒体的“原住民”，他们能够更加广泛、快捷地接触海量信息，各类社交平台又具有一定的私密性和圈层性，这给个性化的爱好、兴趣和审美提供了新式潮流酝酿的温床和新兴风尚传播的集散地。在这样的成长和教育环境下，“Z世代”群体接受、平视所有外来文化，既不盲目崇拜也不盲目抵制，这是一种平常的文化心态——平等、自信和交融。因此，中国传统的经典和文化日益受到重视，“国学热”“中文热”“博物馆热”“考古热”等不断成为社会热议话题。在学习、发现、审视传统的过程中，“Z世代”群体在精神深处认同中华民族灿烂的文明并引以为豪，传承文化基因的意愿更加自觉，意识到中国文化中有着丰富的资源可供开掘，而这些足以与西方文化和西式生活相颃颉。
同时，“Z世代”群体呈现出了亚文化的消费倾向。他们愿意通过消费等外化方式表达个性、追求快乐和实现自我，不追求大牌、高端、奢靡，更看重品位和文化符号。“新中式”强调创新与个性化表达的特点成为“Z世代”凸显差异化消费理念和亚文化的最佳选择。“Z世代”群体的文化自信带来身份认同，而这种认同感又会反映在消费倾向上。中国商品质量的不断提升以及丰富的“新中式”样式，给“Z世代”群体提供了更多选择，形式多样的“新中式”审美风格满足了他们个性化的消费需求。此外，在一个更加追求精神文化的时代，消费不仅仅是单纯的购买行为，有时商品背后的设计理念、情怀更能吸引消费者为其买单。“新中式”中蕴藏的丰富的中国文化元素和传统印记，更适应这批年轻消费者的心灵文化底色，符合他们的心理期待和审美认同，容易引起情感共鸣和寄托。这种种背后都是“Z世代”群体民族自信、文化自信的表现，是青年消费群体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双向奔赴的结果。


三、“新中式”的发展进路

“新中式”以五千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系，在当代经过近30年的发展变得枝繁叶茂，得到广泛的使用和认可，在国内有大量拥趸，圈粉无数，在海外也分外走俏，逐渐引发新的消费风尚。在“新中式”潮流全面到来之际，我们要抓住契机，大力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的研究和创新发展，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新中式”潮流的不断转化升级，借此提升中国的文化软实力。具体来说，可以通过以下途径推动“新中式”在新时代实现新发展。
第一，以新质生产力引领“新中式”的创新和发展。丰富深厚的文化内核，是“新中式”展现出持久、蓬勃生命力的根本原因。当下，各领域都争相推出所谓的“新中式”产品，但也导致不少复制品、仿制品充斥市场，这使得“新中式”成为只有形式而缺乏内涵的消费标签。为了避免文化资源的无效损耗和“新中式”潮流的昙花一现，促进其可持续发展，我们要坚持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核心，从传统美学文化中获取灵感，从优秀传统文化遗存中提取“新中式”元素，结合现代科技手段去创新和发展。要摆脱以数量和低质为特征的传统发展模式，紧紧围绕创新这一核心，形成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的新质生产力，实现“新中式”产品的全面转型升级。
第二，通过有序的充分市场竞争，让一批“新中式”品牌脱颖而出，形成“新中式”的高品质产品矩阵。随着“新中式”在服饰、家居、饮食等领域的盛行，各类市场主体之间的竞争加剧，问题也随之浮现。如市场上的产品质量良莠不齐，有的企业利用“新中式”的热度生产劣质产品，存在不同程度的行业跟风模仿现象等。这就需要政府和行业团体等借助法律法规、强化监管等方式，引导市场主体良性竞争，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和违法打击力度，避免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柠檬市场”，促进设计创意的提升；保证产品质量，以推动“新中式”风格的健康发展。同时，市场主体在竞争中也应进一步挖掘细分市场，深入探索可持续的商业化模式，主动发现市场机遇，不断拓展拓宽“新中式”的风格内涵和产品覆盖领域，提高经济效益。最终，在市场中大浪淘沙，托举一批“新中式”品牌，打造更多的隐形冠军、独角兽企业，形成矩阵，努力营造“新中式”百花齐放的市场竞争格局。
第三，协力推进“新中式”的研究和传播，让中国特色、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的美学文化大放异彩。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日本经济发展和文化自信的提升，和风（日式设计）成为全球设计美学的一支重要力量，至今仍有影响力。借鉴日本驱动和风崛起的路径，我们应在研究、传播和教育方面为“新中式”注入活力，进而确保其长盛不衰。其一，要加大对“新中式”的研究力度，整合多学科力量从传统中汲取丰富的文化资源，并将其与当今的时尚和文化潮流紧密结合。其二，通过多种途径传播“新中式”，扩大产品的销售渠道，借助实时热点、短视频平台等不断扩大其影响力。要不断创新产品设计，追求高质量生产力，将“新中式”与当代审美文化理念相结合，向世界展示具有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美学文化，为世界提供全新的审美体验和生活方式，让“新中式”更加广泛地浸透到中国以及世界各地人民的日常生活中。其三，加大“新中式”设计教育和对“新中式”扶持的力度，培养一批既有深厚中华文化底蕴又具备现代设计理念的创意人才和设计师，为“新中式”美学的发展提供人力资源等方面的坚实基础。这需要政府、市场主体、教学和科研机构、新闻媒体等共同努力，协同推进，探索出“新中式”长盛不衰的发展道路。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自信才能自强。有文化自信的民族，才能立得住、站得稳、行得远。”历经数百年的涤荡与融合，目前中国文化发展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当代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些标识性概念，开启了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征程。有论者指出，理想标识性概念的标准是：对象边界清晰、反映本质属性、词汇选择恰当和谓述关系明确。本研究尝试从概念、特质等方面对“新中式”这一语汇内涵作出论述，认为“新中式”是在反观外来知识体系基础上形成的、能够反映本土情景和价值的标识性概念。同时也要看到，标识性概念蕴含了丰富和客观的中国本土经验，并不是抽象和空洞的存在，而是有着具体的实践指向，“新中式”概念更是如此。以“新中式”概念为依托，将中国特色、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的美学文化与世界多元化美学相结合，推动中国美学的进一步发展深化，并形成独特的世界化中国美学文化，是实现文化自立自强、自信自觉的必由之路。这有利于增强中国人的民族文化自信，进一步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塑造中国在国际上的文化影响力和国家形象，进而让世界爱上中国，让世界爱上“新中式”。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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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     版：倪子雯

审     核：杨   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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