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马古道”是由当代学者提出的概念。如果从1990年正式提出算起，该概念已经有30余年的传播史。它最初是在文史学者范围内使用和流传的小众术语，随后地理学、民族学、人类学、文化遗产学等学科又跟进研究。在经济发展、社会需求和文化复兴的带动下，“茶马古道”又从学术界迅速“出圈”，受到经济、旅游、音乐、影视等领域的热捧，在世纪之交已经成为我国西南地区文化的符号性资源。从历时性的角度看，茶马古道经历了从抽象概念到西南交通网络的具象化、再演变为文化标签和符号的发展过程［1］(P7)。泛化拓展趋势固然扩大了茶马古道的传播力和影响力，但也导致其边界的模糊和不确定性问题，如大量的以“茶马古道上的……”一类命名的学术成果，去掉“茶马古道”一词似乎不影响其论证过程和研究结论。因此，本文从历史学科出发，回到其概念的“实指”，梳理茶马古道概念产生的历史背景，分析当前茶马古道研究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推进茶马古道研究走向深入的可能方向。

一、茶马古道：中国学界提出的原创概念

众所周知，茶马古道是当代学者提出的概念。在该概念出现之前，不同领域的学者其实已经有所涉及其指向的内容。就历史学科而言，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汉藏关系史、交流史和交通史的角度。如王忠《新唐书吐蕃传笺证》、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民族教研室编印《新唐书吐蕃传笺证索引》等，运用敦煌少数民族语言文献，研究唐朝与吐蕃的交流关系。白滨《中国民族史研究》、尤中《中国西南民族史》等，则从民族交往的角度探讨了西南族群之间的互动。任乃强《民国川边游踪之西康札记》《康藏史地大纲》等，一方面记叙其在西南边疆的经历，另一方面对西南交通等问题做了深入研究。在这些著作中，不同程度地使用了与茶马古道相关的概念。

第二，汉藏贸易史的角度。肇始于唐代、正式形成于宋代的茶马贸易（或称“茶马互市”），是唐宋以来朝廷茶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民国时期，徐方幹《历代茶叶边贸史略》、李光璧《明代西茶易马考》等文章，考察了汉藏之间的茶马贸易。新中国成立后，黄纯艳关于茶法的一系列论文对宋代茶马贸易的来龙去脉有比较清晰的梳理。吕维新《宋代茶马贸易》《明代的茶马贸易》《清代的茶马贸易》等呈现了不同时代的发展脉络。茶马贸易研究的学术议题主要集中在茶马贸易与民族关系、茶马贸易的起始时间和衰落原因、“金牌信符”制问题、茶马交易的比率、封建朝廷经营茶马贸易的目的，以及茶马贸易的历史作用等问题［2］(P20-26)，却对茶马互市结束后的运输路线问题几乎没有涉及。在这些研究中，使用了“茶马互市”“茶马市易”“茶马贸道”“茶马要地”“边茶贸道”等概念。

第三，南方丝绸之路的角度。从秦汉时期开始，云贵川与青藏高原及境外的印度、缅甸、越南等之间初步形成了纵横交错的交通网络，在《史记》《汉书》等典籍中有“五尺道”“蜀身毒道”“蜀布之路”“旄牛道”“灵关道”“滇越麋冷交趾道”等不同称谓。名称的复杂多样，客观上表明当时交通路线的复杂性。1904年汉学家伯希和已经关注到中国南部陆地上的对外交通路线，方国瑜《云南与印度缅甸之古代交通》、夏光南《中印缅道交通史》、季羡林《中国蚕丝输入印度问题的初步研究》、向达《蛮书校注》、桑秀云《蜀布邛竹杖传至大夏路径的蠡测》等陆续跟进探讨。这些论著主要是从中外交通和贸易史的角度对具体问题进行考证，并未阐发特定的路线概念。

1980年，受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法国汉学家沙畹、日本考古学家三杉隆敏等人“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概念的影响，中国历史学者陈炎等，开始将中国西南内部以及其与境外的贸易路线统称为“西南丝绸之路”“西南陆上丝绸之路”或“南方丝绸之路”。西南古商道的这种命名方式，带有很强的地域特征和区别意识，即与秦汉时期西北的“北方丝绸之路”、东南的“海上丝绸之路”并驾齐驱。1986年，四川大学成立了“古代南方丝绸之路综合考察课题组”，开始路线踏勘、遗址调查等方面的工作；1990年由伍加伦、江玉祥主编出版《古代西南丝绸之路》，收录了13篇论文，并配有一幅路线图；1995年，又出版第2辑，收录14篇论文。除此之外，蓝勇专著《南方丝绸之路》、段渝主编《南方丝绸之路论集》等，都深化和推进了西南丝绸之路的研究。

在文化复兴的整体背景之下，宏大历史话语、官方角度的叙事和强势的研究力量，让云南方面的学者感受到了学术研究的迫切性。他们注意到了西南地区长期活跃的马帮文化，决心通过田野调查、徒步走访等方式，从民间、地方和自我的视角，来寻找逝去的历史足迹。在新的立场选择和价值判断之下，1987年木霁弘、王可了解到云南存在从丽江、德钦沿澜沧江贩运茶叶进藏区的古道，将其名之为“茶马之道”；1988年底，木霁弘、王可在为中甸县志办辑校《中甸汉文历史资料汇编》的“序言”中，首次使用了“茶马之道”的称谓［3］。1990年，木霁弘、李旭等六人通过徒步考察和文化旅游的方式，历时100天走访了马帮的相关路线；次年，六人以笔名发表《超越——茶马古道考察记》，首次使用“茶马古道”一词［4］；1992年，六人又结合自己的行程和思考，写成《滇藏川“大三角”文化探秘》，绘制了滇藏、川藏两条茶马古道的路线图及其自身的行进图，将茶马古道视为滇、藏、川“大三角”的文化纽带。不仅如此，该书还对茶马古道的概念做了初步界定：“茶马古道在唐代就形成了以滇、川、藏三角地带为核心，西出印度、尼泊尔，东抵四川盆地西缘，东南至桂林的网络。”［5］(P244)

茶马古道前期的论著多不是纯学术成果，如《滇藏川“大三角”文化探秘》是“一本可读性很强的游记式的书”［6］。为了弥补这种学理和考证方面的不足，木霁弘等人在《“茶马古道”文化论》［7］(P180-197)一书中，提出茶马古道包括三条主干道，即从青海到西藏的唐蕃古道，从四川到西藏的茶马互市道，从云南到西藏的茶马之道，在这三条主干道之中，“真正的茶马古道”是滇藏道。李旭1993年的《茶马古道》一文，则认为除了主干线外，还有无数蛛网般的支线交通网络密布在川滇藏一带的各个角落；凌文锋2012年在其博士论文中，则进一步将这些商道形象地比喻为牵牛花结构，是一种带有生命力的“藤蔓网络”。无论是线状、网状，还是线网结合的方式，茶马古道的早期研究者几乎都反对使用“南方丝绸之路”的概念，认为这是一种文本考证意义上的路线，现实成分较少，不能概括西南特有的路途和商品载体，“茶马古道”方能符合西南商品贸易的历史与现实情况［8］。

将该概念放到历史背景中考察，其诞生有几个层面的问题值得关注。其一，在20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持续推进，西方各种研究方法和范式、学说和主义、理论和思潮被广泛译介，这其中不仅有产生广泛影响的科学方法“老三论”（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和“新三论”（耗散结构论、协同论、突变论），更有人道主义、存在主义、精神分析等。外来的文化思想资源，给中国当代社会发展和学术阐释提供了新的视野和话语平台。其二，从1985年开始，随着文学反思的不断推进，文学领域率先兴起了一场“文化寻根”热潮，代表性的人物有韩少功、阿城、郑义、郑万隆等，他们迫切寻找本土的精神文化资源，到民间、到乡村、到边陲、到少数群体寻找文化之根成为一种趋势。其三，在有了世界性眼光并掌握了基本的理论、话语之后，本土文化的自觉性受到重视，这为新的概念诞生提供了土壤。其四，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崛起，国内旅游市场日益壮大，而云南、四川、西藏等地在自然风光和民族风情等方面有着丰富的资源，但缺少可供宣传的品牌和形象标识。而茶马古道的概念，既挖掘了西南特有的经济社会现象，又满足了各界对西南风光所寄寓的好奇心理和异域想象，自然容易得到广泛接受和文化认同。

值得注意的是，概念的命名者木霁弘、陈保亚、李旭、徐涌涛、王晓松、李林等大多有文学背景，他们在1990年的滇、川、藏之旅，在一定程度是一场文化寻根之旅。命名的方式也非常文学化，充满了审美的想象空间：“茶马”一词带有马驮茶、人赶马的画面感，能给人以丰富的文学蕴含；“古道”一词带有远古的况味，是对消逝或即将消逝的美好事物的凭吊和缅怀，是对现代便捷交通方式和生活方式的一种疏离和反拨。特别是，从“茶马之道”到“茶马古道”称谓的变化，具有革命性意义：一方面有利于概念的推广与传播，利于社会各方面的普遍接受，从带有学术性质的概念，快速演变为旅游和文化发展的符号和标签；另一方面，与“丝绸之路”概念起源于国外不同，“茶马古道”不是从国外舶来的学术词汇，而是中国学者提出的原创性学术概念，体现了当代学人学术和文化的双重自觉。

二、历史研究者视域中“茶马古道”的研究瓶颈

就内部而言，目前茶马古道已经成为我国唐宋及其以后西南地区传统交通网络的代称；就外部而言，茶马古道还成为民族风情、异域想象的消费性文化符号。但如果从历史学科的视野观之，茶马古道还缺少系统化和总体性提升的研究，其内涵和外延仍充满变动性。这就导致西南茶马古道的疆域范围、历史分期等基本问题产生，仍议而未决，在很多方面还缺乏共识。

（一）茶马古道概念主要由文学、语言领域的学者提出，其研究还需要更加坚实的历史文献资料支撑

正如上文所言，20世纪80年代中期，文学界掀起了“文化寻根”的热潮，作家们开始致力于对传统意识、民族文化心理的深层次挖掘。茶马古道的最初考察，带有浓厚的“文化寻根”性质，目的是探寻云南民族文化宝藏，向全世界展示中华文化的异彩［6］。其核心成员木霁弘、李旭、陈保亚等，都来自中文系，其学科背景为中文专业。他们试图开展一场语言学、民族学、民俗学、地理学、文化人类学等等的多学科考察，但实际上获取的是对山川文物的录像摄影、民间音乐舞蹈的音响记录等多功能的美学考察。因此基于这次考察所出版的《滇藏川“大三角”文化探秘》一书的各篇目《超越的感悟》《英雄驰骋的净土——中甸》《噶丹松赞林——滇西北藏文化的明珠》《杜鹃的意蕴——哈巴雪山》《出世的神山——卡瓦格博》《田妥的新娘》《康定溜溜的城哟》等，无一不是旅游散记性质的文章；书中最后一篇《滇、藏、川“大三角茶马古道”的历史地位》带有一定的学理性，但属宏观性研究，更多侧重于意义和作用方面的呈现，茶马古道细部的微观研究付之阙如。或许意识到此问题，木霁弘等人在1993年的《“茶马古道”文化论》中尝试勾勒茶马古道的基本面貌，但论证时所使用的主体素材是传说故事、民族风俗、语言发音调查等，使用了小部分的文献资料。

语言学是茶马古道前期研究的重要方法。以北京大学中文系陈保亚为例，其研究基本是从词语的变迁角度展开的，由此产生了不少论文，如《论丝绸之路向茶马古道的转型——从词与物的传播说起》《茶马古道兴起的时间——从词与物的传播说起》《略论北方茶马古道与chaj的读音》《川黔桂茶马古道：西南入华南之第一通道——词与物的证据》《佛茶海路：茶马古道之海路延伸——词与物的传播证据》《从盐运古道到茶马古道——词与物的传播证据》《一条横贯欧亚大陆的北方茶马古道——chaj读音分布的语言地理学证据》《闽系茶山“远洋茶路的魂与源”词与物的证据》《环绕祁连山“从丝绸之路到茶马古道”词与物的证据》等。这些论文研究的地理范围虽有不同，但基本都是围绕着“茶”在不同族群的发音来看茶叶的流通和贸易。汪锋也基本按照同样理路展开研究，如《语义演变、语言接触与词汇传播——“茶”的起源与传播》《从汉藏语言比较看茶马古道的演化——以汉、白、彝语比较为基础》《从汉藏语言看酒文化圈与茶马古道》等文。语言是社会风俗变迁的活化石，能够承载民族发展记忆，从该角度展开研究有一定道理。在肯定这种研究范式的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单一视角的不足：语言与民族迁徙、分化等密切相关，从一维出发研究茶马古道，难免有立论不稳之嫌。

（二）研究带有较为明显的地域中心色彩，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地域区隔的问题

最先提出茶马古道概念并着力研究的，是云南方面的学者。他们对马帮用人力、畜力长途贩运货物的贸易，以及走街串寨的生活经历与社会记忆进行糅合加工，提出了茶马古道的概念。当时主流的研究对象是南方丝绸之路，蓝勇、段渝、伍加伦、江玉祥、王苗等一批历史学者的研究较为深入，影响颇大，并将南方丝绸之路的历史脉络一直梳理到明清时期，如江玉祥等主编《古代西南丝绸之路研究》辑刊、蓝勇《南方丝绸之路》。因此，茶马古道提法出现的最初十年，没有得到普遍认同，学界关注度很少，甚至在此期间公开出版的论著对茶马古道未置一词。十年之后，这一情形有所改观，主要是云南省希望将马帮文化打造成一种旅游景观，将其作为历史文化资源，不遗余力地推动和宣传。在学术和经济两股力量的推动之下，加上影视传媒等力量的介入，茶马古道在2000年以后变得炙手可热。茶马古道概念侧重的是交通的独特性、活动的民间性和茶叶的联结性三个特征，选择了民间、地方和自我的视角与观念，以对欧洲中心主义、印度中心主义、中原中心主义、汉文化中心主义这样的视角与观念构成挑战［9］(P103-108)。选择新的视角和观念，当然值得肯定，但问题是这些视角和观念是否只是理念上的，是否与历史的实际情形相符合？早期的茶马古道研究者们构建出了以川、滇、藏为中心的大三角，并以此为中心又陆续构建出了主干、外围区域，或者是向四面八方延伸的区域。在中国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川滇藏是否能够成为经济贸易网络的中心，这是值得再讨论的问题。对民间视角的重视，可以重新捡拾官方主流历史话语所遮蔽的领域。但问题是，在茶马古道的交易中，民间的交易是否颠覆了长期以来官方所主导的边茶贸易体制、进而成为主体，尚需进一步研究。

（三）基于地方中心的研究范式也导致了视域的偏颇问题

云南学者的茶马古道研究侧重于滇藏线，对其他地域的线路研究还有待于深入。另外，这也降低了其他地区学者的参与度或这些学者对茶马古道研究本来应有的贡献。如陕西一直被认为茶马古道的边缘，不占有主要地位。但西北大学李刚等根据在陕西汉中考察结果认为，陕西茶马古道正史资料完整；茶马古道的开通标志不是单纯的马或者茶，而是政府茶马交易事务主管机构的设立，茶马古道的形成与宏观层面的国家行为密不可分［10］。这就导致茶马古道研究出现了一系列歧义性的学术话题，充满各种争论，如：名分之争，是“茶马古道”，还是“南方丝绸之路”；线路之争，是滇川藏为主，还是泛化的多省区、国际线路；茶马之争，是陕西、四川、青海等地的以茶贸马，还是云南的以马运茶［11］。

茶马古道的有些关键性问题，因缺乏有效的文献支撑而尚未展开。如各茶马古道最终目的地多指向西藏，但西藏方面茶叶是如何转运、配给、使用和消费的？目前仅有赵国栋《茶叶与西藏：文化、历史与社会》等少数著作做出初步探讨。另外，宋代以后陕西等地设立榷茶场、开设茶马贸易，交易额颇大，这些茶叶在交易后如何运输，茶马贸易和茶马古道之间的关系如何等，未见系统梳理。

三、继续推进茶马古道的研究走向纵深

在中华文化促进会发布的《万里茶道全图》中，将云南的六大茶山等列为万里茶道的茶源地之一。该地图带有一定的“强制阐释”性质，但未见学界有不同声音。茶马古道是万里茶道的一部分吗，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和联系？这些都需要史料来说明，需要通过细致的资料辨析来支撑相关结论。

为了拓展茶马古道的研究走上纵深，从历史学科的角度，还有以下工作需要推进：

第一，回到茶马古道的初心，以交通和贸易研究为核心问题。茶马古道并不一定是以茶为主要商品，还可以有丝、棉等纺织品，盐、铜、锡等矿产品，药材、皮革和日常生活用品等。可以研究商品的生产、流通和消费，商品的数量、结构和货值；商品贸易的路线、基础施设，以及商品的交易、保险等贸易制度。从时间的维度，还可以纵向研究不同时代茶马古道方方面面的历史变迁。

第二，加大文献挖掘的力度。收集和整理关涉茶马古道沿线地区的传世文献（汉文文献如史书、政书、类书、实录、志书、文人笔记、诗文作品等，以及档案材料；藏文文献如藏文历史文献、文学文献等）、沿线地区的出土文献与考古资料（包括敦煌文书、碑铭、石刻等晚近以来新出资料和文献）、民间文献（如宗教文献、契约文书和族谱、说唱等）等。特别是茶马古道沿线的传统商号的账本、近现代以来企业的档案等文献资料，还需下大力收集。

第三，西藏在茶马古道中的地位和作用需要特别凸显。茶马古道与万里茶道最大的不同在于，茶马古道是国内不同民族之间（主要是汉藏）之间的货物往来，而万里茶道是中国茶叶国际贸易的大通道。而在传统的茶马古道研究中，对西藏部分涉猎较少，无论是文献还是文化遗产都是如此。因此，今后茶马古道的研究，应该在这方面需要加大力度开拓。其中，西藏寺庙茶叶采购和使用方面的相关文献，值得特别关注；官方档案在开放使用的条件下，应该加大查阅搜辑和文献挖掘力度。

第四，开拓“新茶马古道”或“后茶马古道”的研究领域，即新中国成立以后茶马古道的新变。此处的“新茶马古道”不是人类学或者社会学意义上的茶马古道的当代利用或“活化”［12］，而是指随着内地与西藏交通的改善和新路线的开辟，内地和西藏之间商品贸易的变化。以茶叶为例，笔者最近着手研究新中国成立以后西藏茶叶种植和加工业的发展以及汉藏之间茶叶技术交流，这无疑令茶马古道的发展变化产生了深刻影响。而这就是“新茶马古道”的研究内容之一。

第五，以全球史的视野和方法，研究茶马古道概念的“旅行”，即其在不同时空的变异和交融情况。茶马古道是中国当代学术界的原创性关键词，不仅在国内产生了较大影响，在国外也广为接受和传播。赛义德曾指出观念和术语的“旅行”经历了发轫环境、穿行距离、接纳或抵抗条件、新时空的接纳和改造等阶段，与之相适应概念的历史场域研究可以细化为初始、生成、延展和本土四个场域［13］(P41-44)。但概念的历史场域观察维度不应该是单向的，即从西方到东方的视角；也可以是双向或多维的互动，即东方之间、东方与西方之间“交叉”和“穿行”。因此，从历史学科而言，还可以研究茶马古道概念在韩国、日本、美国、英国等国家的历时性接受，以及概念使用的场域和语境。如韩国放送公社（KBS）推出的六集纪录片《茶马古道》，就曾产生广泛影响。影视领域的学者固然可以从话语体系、技术和美学等角度去研究，但历史学科则要挖掘韩国关注茶马古道的历史背景：KBS策划“洞察亚洲”（Insight Asia）纪录片项目，目的是将韩国的纪录片品质在五年内提高到世界水准［14］(P510-524)；在“世界化”这个历史基点上，我们要探究韩国是怎样利用媒体语言塑造中国茶马古道的形象的。

四、结语

茶马古道概念已经历了30余年诠释和被诠释的历史，多学科的茶马古道研究已经取得了长足进展，产出了在国内外有一定影响力的学术成果，这是我国当代人文社科领域学术研究的原创性成就之一。从历史学科的视角观察，我们可以看到当前茶马古道的研究还存在一定的瓶颈，仍有若干问题悬而未决、充满争论甚或是比较薄弱。为推进茶马古道研究在新时代走向深入，需要回归概念的“实指”，以西南地区的交通和贸易为核心议题，在文献挖掘、遗址考古、线路整理和不同线路比较等方面进一步深入到历史褶皱的细部，努力呈现茶马古道的历史风貌和时代变迁，进而为“一带一路”倡议提供发展的镜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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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cept,Research Bottleneck and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Ancient Tea-Horse Road: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Discipline

Song Shilei

Abstract:This paper reviews the three aspects of historical studies on the concept of the ancient tea-horse road before it was born,which is the history of Sino-Tibetan relations,the history of exchanges and traffic,the history of Sino-Tibetan trade,and the Southern Silk Road.Then,it examines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the ancient tea-horse road put forward in the late 1980s,and concludes that the original concept has revolutionary significance.It is an important contribution of Chinese academic circles to the world academic discourse.However,the existing research on the ancient tea-horse road still has some bottleneck restrictions to be broken through and to be further studied in the future.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disciplines,it mainly includes the return of trade and transportation fundamentals,the consolidation of literature foundation,the comprehensive review of the situation of the ancient tea-horse road in Tibet,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contemporary"new tea-horse road",and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the concept’s international dissemination and reception.

Key words:ancient tea-horse road;commodity trade;trade routes;literature materials

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2335（2021）05-0228-06

宋时磊，男，武汉大学汉语写作研究中心、茶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方向为茶史和茶文化。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一带一路’视野下的西南茶马古道文献资料整理与遗产保护研究”（项目编号：20&ZD229）。

责任编辑：陈青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