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礼堂 陈韬                        《光明日报》（ 2021年01月25日 14版）

    西南茶马古道是我国历史上内地同西南边疆地区和周边邻国进行商贸、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也是全人类共同拥有的宝贵廊道遗产。就国内部分而言，西南茶马古道分为青藏、川藏、滇藏三条主要线路和数量众多的支线，它们共同组成了一张复杂交错的道路网络。其中，西南茶马古道青藏线起自陕南，途经甘肃南部和青海地区后进入西藏；川藏线东起雅安，经康定、理塘、巴塘等川边重镇入藏；滇藏线起自普洱，经南涧、大理、丽江、德钦等地入藏。无论始自何处，无论各节点间分出岔路几何，三条主线都通往拉萨、日喀则等藏区腹地。可以说，西南茶马古道跨越崇山峻岭，连通内地和藏区，在长达一千多年的时间里促进了西南地区的经贸发展、文化交流与民族融合，凝铸了汉藏之间的血脉联系。

　　治国必治边，治边先稳藏。在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挖掘、整理、宣传西藏自古以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事实，引导各族群众看到民族的走向和未来，深刻认识到中华民族是命运共同体，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作为汉藏交融的千年大通道，西南茶马古道是汉藏民族血浓于水的历史见证，值得我们深入探索、挖掘和整理相关文献资料，勾勒茶马贸易的历史面貌，展示文化交流的千年风采，弘扬民族交融的团结精神。

茶马贸易之路

　　西南茶马古道是茶马贸易之路。在历史上的多数时间里，西南茶马古道流通着茶、马、丝、盐、铜等多种大宗商品，相关商业贸易甚至涉及沿线各族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但不可否认的是，茶叶和马匹始终是西南茶马古道上最重要的物资，是西南茶马古道之所以成型的根本原因。这是由历史上贸易双方的实际需求决定的。一方面，在西南茶马古道兴起以后，尤其是在丢失了北方马场的宋、明时期，战马往往是稀缺的军事战略物资，中央王朝逐渐形成了对藏区良马的商品依赖。另一方面，对于藏区来说，茶叶早在1800年前就已由内地传入西藏，吐蕃王朝时期上层贵族热衷饮茶并将其作为药物食用，茶叶与藏区的联系由来已久；至晚到北宋时期，饮茶风气已经在藏区普通民众间流行开来，且以肉食为主的饮食结构导致藏民饮茶需求极大，每年都要从内地的陕南、四川、湖南等产茶区购入大量茶叶。基于这种经济互补性，汉、藏之间的茶马贸易迅速发展起来，成为主导西南茶马古道的商业支柱。

　　这种茶马贸易持续时间之长、涉及地区之广、贸易规模之巨，世所罕见，也正因如此，西南茶马古道才能够与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中俄万里茶道等著名商道并称，成为古代和近代中国连通外部世界的强劲动脉之一。西藏阿里地区故如甲木遗址出土的茶叶实物将茶入藏的时间前推至公元3世纪，尽管由于史料缺失，茶叶的具体传播路线很难复原，但由此可以看出当时作为西南茶马古道雏形的贸易通道至少已在酝酿之中。唐朝时期，在别名“唐蕃古道”的青藏茶马古道上，汉藏贸易充分发展，史载开元年间唐蕃双方的赤岭互市已涉及马匹贸易（《新唐书·吐蕃传上》）；而吐蕃王朝贵族阶层自文成公主入藏开始了解茶叶，到唐德宗时期吐蕃赞普已能够接触到产自寿州、舒州等中原各地的茶叶（《唐国史补》卷下）。当时直接以茶易马的官方交易模式虽还未确立，但汉茶、藏马均已作为重要商品进入对方市场，茶马贸易基础已经筑牢。到了宋代，尤其是北宋熙宁以后，以互市贸易方式为主、朝贡贸易方式为辅，汉藏之间的茶马贸易兴盛起来，“兴元之大竹”“洋州之西乡茶”等产于陕南的名茶皆“自河州入木波”（《山谷别集》卷八），四川所产茶叶也经由陕西、甘肃等地转卖入藏，即所谓“蜀茶之入秦者十凡八九”（《宋史·赵开传》）。据统计，当时仅青藏茶马古道一线，每年官方用于交换藏马的茶叶就有4万驮左右。即便是在南宋时期，宋廷在丢失了熙河地区的情况下，仍然在西和州、阶州等地以茶叶购买大量战马，并在雅州、黎州等地开辟了新的茶马互市场所。元代中央政权对藏马的需求减弱，但为了满足藏区饮茶需要，仍设立西番茶提举司，在碉门等地互市。明代茶马互市继续发展，不仅陕南所产的茶叶，夔州等地的“巴茶”也转运至陕西经由青藏线入藏，并且川藏茶马古道也迅速兴盛起来，成为茶马贸易的另一条主要线路。清朝初年，清廷批准了达赖喇嘛在北胜州的茶马互市请求，兴起最晚的滇藏线也加入到西南茶马古道的大网络中，并且这条商贸线路直到民国时期还在发挥作用。可以说，西南茶马古道上的汉藏茶马贸易，时间上从唐宋时期延续到民国时期，空间上涉及陕、甘、青、川、滇、藏等多个省区，堪称一曲西南边疆地区经贸交流的恢宏史诗。

文化交流之路

　　西南茶马古道也是文化交流之路。首先，对于藏区来说，西南茶马古道带来了内地的物资，也传播了内地的文化，包括相对先进的农业种植和纺织技术、建筑文化、器物文化等。其中影响最大的无疑是茶文化。根据《汉藏史集》的记载，“对于饮茶最为精通的是汉地的和尚，此后噶米王向和尚学会了烹茶，米扎贡布又向噶米王学会了烹茶，这以后便依次传了下来”。噶米王即吐蕃王朝赞普赤松德赞，与茶圣陆羽是同时代人。噶米王从“汉地的和尚”那里引进烹茶技术的时候，陆羽正在用《茶经》为茶文化大厦“封顶”，因此可以说，当时藏区引进的茶文化，正是内地最为新潮的文化成果之一。历史上汉、藏之间文化交流的密切，由此可见一斑。值得关注的是，藏区引进内地茶文化，背后也渗入了两地佛教文化交流的深层次因素。早在魏晋时期，内地的茶文化就已经与佛教文化产生了紧密联系；到了唐代，茶禅结合更为深入，与陆羽同时的僧皎然就曾写下名为《饮茶歌诮崔石使君》的诗篇。唐、蕃佛教昌盛，因此内地僧侣成为向藏区传播茶文化的主体之一，也就不足为奇了。在吐蕃王朝衰亡之后，茶文化仍流行于藏区民间，藏传佛教寺庙和僧侣团体也开始成为内地茶叶最大的消费群体。

　　其次，对于内地来说，西南茶马古道带来了丰富多彩的藏区文化。早在唐代，一些藏区文化成果就已经传播到了内地，比如社会上盛行的马球文化就深受吐蕃的影响，唐太宗曾“闻西蕃人好为打球，比令亦习”（《封氏闻见记》）。考虑到当时唐与吐蕃遣使互访主要经由青藏茶马古道，马球文化的东渐可以被视为西南茶马古道在唐代的文化交流贡献之一。随着茶马贸易的持续发展，汉藏文化交流逐渐深入到宗教领域，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当属元明时期藏传佛教在内地的传播。在宋代，由于茶马贸易的盛行，在当时主要的贸易节点如河州等地附近，藏传佛教已经有所传播，不过尚未深入内地，影响力有限。到了元明时期，藏传佛教开始对内地产生较大影响，其最初进入内地的路线与青藏茶马古道和川藏茶马古道基本一致，只不过由于帝王推崇等政治因素，藏传佛教僧侣进入内地后多聚集于南北二京、五台山等地，呈现出自上而下的传播格局。

　　最后，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游走于汉、藏之间的茶马商人群体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商业文化。由于西南茶马古道途经地区多为高原山地，地势险峻，自然环境相对恶劣，从事茶马贸易的商人便以地域为基础结成团体共克险阻。其中，云南的喜洲商帮、鹤庆商帮等因多用马运货，被称为马帮；甘肃南部的洮州商帮则因多用牛运货，被称为牛帮。这些商帮往往有着严密的组织架构和规章制度，也在汉、藏等多民族环境的影响下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生活方式和语言风格，培养出吃苦耐劳、勇于探索的商帮精神，共同构成了西南茶马古道上流动的文化载体。

民族交融之路

　　西南茶马古道还是民族交融之路。在西南茶马古道兴起之前，位于内地的唐王朝和位于藏区的吐蕃王朝虽频繁遣使、和亲，但这种交流主要还是发生于上层之间，且双方也有过多次军事对峙乃至冲突；而在西南茶马古道兴起之后，内地和藏区之间基本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战争。可以说，在漫长的茶马贸易和文化交流过程中，汉、藏之间产生了血浓于水的民族情感，并以西南茶马古道为纽带，形成了和谐共存、相互促进、彼此融合的民族格局。

　　依托西南茶马古道而实现的汉藏民族交融，最直观的表现是在衣食住行等生活领域。仅以居住领域为例，在岷江流域、雅砻江流域等汉藏民族交汇地带，许多藏族聚落呈现出向内地街市靠拢的形态，民居建筑往往也在传统的藏式石碉楼中增添了垂花门、石敢当等汉式建筑细部，有些建筑的装饰还是对联与八宝吉祥图并存。经过研究者考察发现，这种深度融合的聚落形态和民居建筑风格，往往是围绕着西南茶马古道线路及其重要节点分布的，足以说明西南茶马古道在促进民族交融方面的影响和推动。

　　汉藏民族交融也表现为精神文化成果的互补与共享。这种互补与共享，不仅出现在汉藏民族交汇地带，也深入各自的核心区域。以藏区为例，著名寺庙桑耶寺的中心大殿融合了藏式、唐式、印式三种建筑风格，有些塑像的面貌也仿照汉人；据藏文文献记载，一些建于吐蕃王朝时期的宗教建筑如噶琼寺等也部分带有内地建筑的风格；而建于清代的拉萨关帝庙则同时供奉关公和文殊菩萨、格萨尔王。以内地为例，深受吐蕃影响的马球运动被铭刻于许多唐代铜镜的背面；而藏传佛教的影响更为深远，不仅在藏区周边有成都石经寺、大邑白岩寺等，在北京有雍和宫等宗教风格建筑，也留下了杭州飞来峰造像、武汉胜像宝塔等宗教遗存。

　　汉藏民族交融更体现在深厚的民族情感上。西南茶马古道将内地茶叶输入藏区，不仅丰富了藏区人民的生活，也收获了藏区人民的友谊，格萨尔史诗记载了许多与此相关的传说。“十种美味的汉地茶，生长在汉地肥沃土地上。享用香茶的人生活在藏地，茶将雪域、汉地紧紧相连起”。“汉地商品在藏地销，并非藏地没有财宝，只因汉藏同心友谊牢”。类似这样歌颂茶马贸易、汉藏友谊的诗句在其中比比皆是，充分反映了西南茶马古道千百年来培育和维系了深厚的汉藏民族情感，是汉藏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见证。

　　（作者：刘礼堂 陈韬 分别系武汉大学茶文化研究中心教授、武汉大学长江文明考古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一带一路’视野下的西南茶马古道文献资料整理与遗产保护研究”〔20&ZD229〕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