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员胡稼瑞报道）2024年11月14日下午，中国考古学会建筑考古专业委员会副主任、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袁东山先生，应邀莅临历史学院103会议室，发表了题为“川渝宋元山城体系与钓鱼城考古发掘的新收获”的学术讲座。本次讲座由贺世伟副教授主持，长江文明考古研究院院长刘礼堂教授及宋海超副教授列席参与。

宋元山城，作为南宋为抵御元军南下而在川渝地区精心构建的军事防御体系，不仅深刻体现了元军“以山制山”的战略意图，其影响力更跨越川渝，延伸至陕南、甘南、贵州乃至福建等地。钓鱼城，这座在宋元战争中扮演关键角色的州府级山城，尽管其行政级别不高，却在山城防御体系考古研究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被誉为“宏观架构最为明晰，微观证据最为确凿”的典范。作为“上帝折鞭之地”，钓鱼城在历史的画卷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讲座之初，袁老师依托历史文献，生动讲述了宋元山城兴起的背景——蒙古帝国的崛起与对外扩张。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后，接连发动三次西征，南宋王朝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在守江、守淮、守河三种战略选项中，南宋最终选择了“守江”。而川渝地区的宋元山城，正是这一战略决策的具体实践。

川渝宋元山城的发展历程大致可划分为“丁亥之变”、“阔端入蜀”、“余玠主政”、“蒙哥亲征”及“降元毁城”五个关键阶段。该防御体系以长江、岷江、沱江、涪江、嘉陵江、渠江六大水系为天然屏障，重庆为核心据点，构筑起四川盆地的坚固防线。钓鱼城作为“八柱”之一，在元军的猛烈攻势下屹立不倒，直至1282年才无奈投降。目前，已发现的113座宋元山城中，约80座为南宋所建，这些要塞巧妙利用地形优势，扼守水陆交通要道，充分展现了中国古代“形胜”思想的智慧与魅力。

随后，袁老师深入介绍了钓鱼城的考古发现与研究进展。自2004年起，钓鱼城遗址便开启了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工作。历经近二十年的不懈努力，已发掘出古地道、石照县衙、南一字城等14处重要遗址点，总面积近4万平方米，出土各类文物万余件，为深入理解钓鱼城的选址、布局及营建智慧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其中，范家堰南宋衙署遗址尤为引人注目，作为国内唯一经过大规模科学发掘且保存相对完整的宋代衙署遗址，它于2018年荣获“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称号。该遗址占地近15000平方米，发现了大量珍贵的遗迹与遗物，对于研究宋代城址与衙署建筑、古建筑技术、古代火器以及宋蒙（元）战争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与历史意义。

除了考古发掘工作外，作为“大遗址”的川渝宋元山城体系，其保护工作同样备受瞩目。钓鱼城遗址已跻身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之列，并被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同时纳入“大遗址保护利用”十四五专项规划。袁老师强调：“宋元山城不仅分布在川渝地区，也广泛存在于其他地区。若能与周边区域的相关机构携手合作，共同将整个宋元山城体系申报为世界文化遗产，将是一件极具意义的事业。”

“考古工作是展现和构建中华民族历史、中华文明瑰宝的重要途径。” 考古让我们不断接近历史真相。七百多年后，钓鱼城重见天日，让我们得以穿越时空，重返那个“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的年代，有机会复原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场景，这无疑是国家之幸、民族之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