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宋时磊

有些事情，往往是冥冥之中注定。

2014年，我还在武汉大学质量发展战略研究院任教时，一行五人暑假受邀到西藏拉萨授课。同行之中，有两名长者，他们对高原反应的风险颇感踌躇。几经商讨，最终决定从成都飞林芝，再经林芝坐汽车到拉萨。这是因为林芝素有“西藏江南”之称，空气含氧量高，在此地适应高原气候，缓冲后再前往拉萨。飞机临近米林机场时，在峡谷中穿行了很长一段距离，看着缭绕的云雾和越来越密集的植被，我们确信做出了合理的选择。落地后，在林芝市区及周边做了若干参观，其他地点印象不深刻，唯一不能忘记的是，从林芝市区沿著名的318国道攀升到色季拉山口时，略有困难的呼吸、上山时层次变幻丰富的植被，以及盘山而下在鲁朗的石锅鸡。就茶而言，约略听当地人讲起过西藏也产茶之类，但藏族酥油茶的香气盖过了一切。彼时，我并不知鲁朗镇距离易贡茶场仅有88公里。

时隔六年，武汉大学茶文化研究中心在刘礼堂教授的领衔下，开始国家社科重大招标项目“‘一带一路’视野下的西南茶马古道文献资料整理与遗产保护”课题论证工作。2020年的暑假，我们团队身在闷热的武汉，学术之心却在滇、川、藏等茶马古道的清凉之地神游。此时，对西藏的茶有了更多理性认知，西藏是西南茶马古道的目的地，内地的茶叶通过各种通道进入西藏，最终成为藏族同胞制作酥油茶不可或缺的原料。这一内地和西藏的茶叶之因缘，文献中明确记载可追溯唐德宗时，唐朝常鲁公出使吐蕃，赞普出示了六种内地名茶，这让唐使颇感意外（见《唐国史补》）。2016年，科学家鉴定西藏阿里地区故如甲木寺遗址出土的一食物残体为茶叶，距今1800年。这将内地茶叶传入西藏时间从唐代推进到魏晋时期，遗址考古结论是强有力的支撑。在课题论证和学术研讨之余，脑际偶尔也会泛起一点思绪：为什么不在西藏本地种茶？西藏有没有适合种茶的地方呢？

这一疑虑很快有了答案。2020年7月底，农业农村部农垦局发布了《第一批中国农垦农场志编纂农场名单》，共有51个农场，西藏自治区仅有两家，而易贡茶场名列其中。援藏干部承担着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重任，他们没有充足的时间、当地也无合适人员来承担这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故萌生了邀请专业机构承担研究的思路。而我们团队研究茶马古道的相关成果在光明日报、人民日报客户端报道，在易贡茶场挂职副场长的广东第九批援藏干部戴宝看到了这一消息。戴场长向易贡茶场党委以及广东援藏工作队做了汇报，得到了支持后，便跟武汉大学茶文化研究中心取得了联系。我心中的那丝疑惑有了答案：西藏本地出产茶叶的历史可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至今已有较大生产规模，而易贡茶场出产的茶叶品质出众。

委托研究任务的到来，一方面让我们兴奋，这是因为茶马古道在当代出现了新变，这是值得研究的新问题；另一方我们也略有踟蹰，因为研究周期非常有限，2020年底就要交出8万字请农业农村部农垦局和出版社审阅，2021年6月份就要完成版面字数30万字的定稿，而这期间我们申报的国家社科重大招标项目将会有不少的学术会议和研究任务。特别是，易贡茶场方面告知，其场部的历史档案曾毁于特大山洪与大火，没有什么现成的整套资料可供我们使用。这是不得不面临的一个严峻挑战。

我跟茶文化中心主任刘礼堂教授研讨后，很快便做出了接受委托的决定。我们认为易贡茶场场志的编纂有四重意义：第一，易贡茶场个案的研究，会收集一手的研究资料，有助于推进我们对茶马古道的认识和理解；第二，易贡茶场早期的发展离不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支持，后期发展离不开福建、广东等地援藏工作的持续深入推进，研究易贡茶场就是研究党和国家谋求各民族共同富裕的援藏史；第三，军垦、农垦让西藏本土茶业历史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地发展起来，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辉煌历史的微观体现，研究易贡茶场的历史和现状就是接受“艰苦奋斗、勇于开拓”的农垦精神乃至国家精神的灵魂洗礼；第四，2020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提出，要努力建设团结富裕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武汉大学承接此项研究就是自觉的使命担当，为新西藏的建设提供智力支撑。

很快，我们便组建了研究团队，刘礼堂教授让我承担此项任务。目标易定，实施颇难。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我们发现遇到最大的困难是档案资料缺乏。易贡茶场现存的一批资料多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政治学习材料，对于编纂茶场志来说价值有限。曾存有一批20世纪80年代左右的档案，但在数年前被波密县不知何人借走，从此杳无音信，无法追查。我们只得到林芝市地方志编委会办公室、林芝市档案局等单位搜寻，早期易贡茶场受农垦系统管理，故这些单位没有相关资料。最终，我们一路追索到位于拉萨的西藏自治区农业农村厅档案科，发现了易贡茶场报送的相关文件。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援建易贡农场的相关资料，我们找到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史志编纂委员会编辑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史料选辑（23）》，这本书出版了部分相关史料。我们还通过期刊、报纸、书籍等搜集到一些有价值的史料。

2020年10月18—21日，我们到易贡茶场时，又对茶场部分员工做了访谈，受访人员包括才程、普桃、安清、其美、丁增曲珍、白玛玉珍等人。10月22­—24日，在西藏自治区农业农村厅档案科查档期间，王颖、卓玛、卓嘎等人放弃了周末休息时间，给予了无私支持。期间，西藏大学的罗布、程忠红等人给予了档案查找方面的指点。在整个研究期间，易贡茶场的曹玉涛书记、戴宝副厂长、陈凯主任联系各方，提供了最大程度的工作便利；国家农业农村部农垦局胡重九等人对本场志编写给出了指导意见。值得一提的是，长期支援易贡茶场建设的李国林先生，在宋时磊邀请其为茶场志撰文后，不顾身体年迈，为本场志撰写了1.5万字的长文，系统回顾了茶场从1980年代到2019年的40年发展历程。这是一名茶叶技术专家将其智慧和专业技能贡献给茶场的40年，也是易贡茶场逐渐摆脱发展困难迎来全面发展的40年。在与茶场职工访谈时，大家总会不约而同地提到来自四川雅安的“李师父”，这一称呼中饱含着人们内心的深情，也蕴含着内地支持边疆建设的深深的内心认同。在此，对所有提供支持的同志表示诚挚谢意。

经过8个月的紧张收集和编写，本书最终在2021年6月完稿。《西藏易贡茶场志》由上下两编构成。这种内容编排方式与中国农垦农场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提供的《中国农垦农场志》基本篇目要素有所不同，这主要是因为易贡茶场不像大型的综合性农场，其产业只有一种——茶，已不再承担一些社会性功能。具体撰写分工情况，上编《易贡茶场历史变迁》：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池心怡，第四章池心怡、黄若慧，第五章程昊卿，第六章宋时磊，第七章宋时磊、陆晗昱。下编《易贡茶场相关资料》，基础资料由戴宝、陈凯、洛桑扎西等人提供，宋时磊、冯新悦、池心怡进行了整理；还从公开发行的书籍、期刊和新闻报道中逐一检索，查找到了与易贡茶场相关的资料，并辑录入本书。全书最终由宋时磊统稿、修改。中国农业出版社的责任编辑对本书提出了宝贵意见，并付出了艰辛的劳动，让本书得以出版。

易贡这片中国海拔最高的茶场，见证了茶马古道的当代变迁，交通的不断改善让“通麦－迫龙”天险变坦途；见证了体制和机制朝着正确的方向不断改革，雪域茶谷的生机和活力正在勃发；见证了内地与西藏无私的支持和奉献，中华民族共同体越铸越牢。最后，祝愿易贡茶场的高原生态茶，香播九州，味传天下，道归大同。

2021年6月

（实际文字，以图书刊发为准）

作者简介

宋时磊，武汉大学茶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副主任，汉语写作研究中心研究员，兼任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学术委员会学术委员，中国写作学会副秘书长、理事，武汉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