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09月09日 07:37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明海英，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年9月9日第5版

     中国古代玉器发展源远流长。早在新石器时代，中国就出现了无数精巧的美石制品。围绕中国玉文化的起源与发展等相关问题，记者采访了武汉大学长江文明考古研究院院长刘礼堂。

　　玉石分化是玉文化形成的前提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玉文化发展源远流长。就其起源与形成来说，呈现出什么样的状态？

　　刘礼堂：玉文化的形成与石器的使用有关。整体上来说，旧石器时代的石器比较粗糙。到了新石器时代，先民已掌握了非常成熟的石器磨制工艺，可以对石器进行磨光、钻孔。这说明了工具使用效率和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先民开始有富余的精力和物力去满足精神需求，同时，对石器的精细打磨也逐渐提升了先民的审美能力，促进了玉、石的分化。在审美上，具有美感的石头被分化出来，命名为玉；在功能上，被称为玉的石头多数已经不再用作生产工具，而是进入了日常装饰、宗教祭祀等领域。玉石分化是玉器产生的开端，也是玉文化形成的前提。

　　故宫博物院原副院长杨伯达曾推测中国玉器历史有上万年，近年来的考古发掘成果正在逐步证实这一观点。黑龙江省饶河县小南山遗址出土的约200件玉器，距今9000年左右，是目前所见最早的玉器。小南山玉器器型丰富，包括玦、环、管、珠、扁珠、璧饰、锛形坠饰以及玉斧等，有不少是装饰品，可以说在当时的黑龙江流域，地区性的玉文化已经萌芽。在辽河流域，兴隆洼文化和红山文化的众多遗址也都有玉器出土。相比小南山玉器，兴隆洼文化的玉器透明度比较高，部分玉器有了宗教含义；距今约6000—5000年的红山文化更是把新石器时代东北地区的玉文化推向了高峰，其玉器工艺复杂、造型精美，其中的玉龙、玉猪龙、勾云玉佩、马蹄形玉等具有器型上的开创意义，玉器在红山文化陪葬品中占有极高比例，有“唯玉为葬”的说法。新石器时代黑龙江流域和辽河流域的玉文化是彼此影响的，共同组成了“东北玉器系统”。从距今约7000年开始，长江下游地区也出现了玉器和玉文化，并且不断发展，形成了“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的连贯谱系。在黄河上中游地区，仰韶文化、齐家文化等出土的玉器，目前可以追溯到6000多年前。黄河下游地区的玉器，以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为代表，在距今5000年前后才开始形成、发展，并且由于它地处北方、南方之间，同时受到了红山文化玉器和良渚文化玉器的深刻影响。此外，长江中游地区的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后石家河文化，也组成了一个有自己特色的玉器系统。横向来看，新石器时代的中国玉文化至少包含东北地区、长江下游、黄河上中游、黄河下游和长江中游等五个各自独立又彼此影响的玉器系统，它们共同组成了中国玉文化的源头。

　　纵向来看，这五个玉器系统的形成有早有晚，发展有快有慢，呈现出参差错落的局面，整体来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萌芽阶段，时间为距今9000年到6000年前后，以东北的小南山玉器、兴隆洼文化玉器和长江下游的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玉器为代表。这一阶段的玉器工艺相对原始，造型也较简单，地域分布零散。第二阶段是成长阶段，时间为距今6000年到5000年前后，以东北地区、长江下游和黄河上中游为代表，玉器数量有了极大的增长，工艺日趋完善，装饰器和宗教礼器兴盛，地域分布上也开始连点成面，反映出玉文化的发展和传播态势。第三阶段是成熟阶段，时间为距今5000年到4000年前后，新石器时代玉器的五大系统均已形成且相互交流激发，逐渐融合为整体性的中国玉文化。

　　总之，中国玉文化的形成过程，是一个多线并进、交汇交融的过程，也是苏秉琦提出的中华文明起源“满天星斗说”的有力证据。

　　民族交融促进玉文化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玉文化发展经历了哪些时期？各时期分别呈现怎样的特点？

　　刘礼堂：关于中国玉文化的历史分期，学界有很多不同的说法。我认为可以大致分为四个时期：开创期、转型期、融合期、繁荣期。

　　中国玉文化的开创期，是指新石器时代和夏商周时期。中国玉文化到新石器时代晚期已经基本形成，夏商西周时期有了初步的发展，这一时期的特点是很多工艺、器型和使用方法被创造出来，所以称为开创期。工艺上，像砂绳切割技术在小南山玉器上已经能够看出痕迹，比中美洲同类技术早6000多年；器型上，《周礼》记载的“玉作六器”璧、琮、圭、琥、璋、璜是中国玉文化中影响最为深远的一组器型，最晚到商周时期已经全部出现；使用上，身体佩戴、室内装饰、祭祀、陪葬等基本用途也都成为惯例。这一阶段的种种开创性因素，塑造了之后数千年中国玉文化的雏形。

　　中国玉文化的转型期，是从春秋战国到南北朝时期。这一时期，中国玉文化经历了体系化、理论化的发展过程，在文化气质上表现出与前一阶段截然不同的样态。在前一时期，玉器除了具有生产功能和审美功能外，还具有宗教文化功能，是人与神沟通的载体。而到了春秋战国以后，玉器的宗教色彩大为衰减。原本各自独立发展的六器被组合起来，经过阴阳五行家的改造，与天地四方相对应，成为古人宇宙观中的重要元素。在管子、孔子、屈原等人的话语中，玉也与君子之德联系起来，成为人格符号和精神象征。至此，中国玉文化有了自己的体系和理论。汉代是玉文化转型期的高峰，很多陪葬玉器不追求精美，反而被制成光面无纹的样式，以匹配君子的仁德，这同样体现出当时玉文化对于人神关系的突破。不过，在转型期后半段，玉文化的发展遭遇了一些波折，比如汉代出现了殓尸玉，用以追求生命的不朽；魏晋南北朝时期，更是兴起了食玉成仙的风气。这不仅违背了春秋战国以来玉器世俗化、人格化的精神原则，也使玉器的数量和工艺水平都有所下降，中国玉文化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暂时的低谷。

　　融合期发生在唐宋辽金元时期。唐代是继汉代以后中国玉文化的又一高峰，它不仅结束了魏晋南北朝几百年的分裂动荡，也塑造了海纳百川的文化氛围，为玉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社会文化环境。在唐代，不仅本土玉文化得以复兴，佛教文化的兴起、中亚西亚南亚等地艺术的传入，也使玉文化有了可资借鉴的对象。此后，与宋代并立的辽、金、元等朝代，又为中原带来了游牧狩猎民族的文化元素和审美因子，春水玉、秋山玉的兴盛和玉帽顶工艺的出现即是明证。纵观唐宋辽金元时期的玉文化，交流融合是最大主题，少数民族和域外民族文化为传统玉器注入了生机与活力，也为中国玉文化接下来的繁荣创造了有利条件。

　　繁荣期是指明清时期。随着城市经济的繁荣和市民阶层的壮大，这一时期的中国玉文化进入了大发展大繁荣阶段。主要表现在，第一，玉器的使用不再局限于上层社会，市民群体对玉器的需求大增，使得玉器的数量空前高涨；第二，玉器使用范围扩大，进入了日常生活中，出现了很多细分领域；第三，出现了一批涉及玉器工艺和鉴赏的图书，这些图书对古代玉文化成果的保存和民众的玉文化教育有着重要意义；第四，出现了有广泛认可度的玉器匠人和玉器品牌，比如明代制玉大师陆子刚本身就成为一种品牌符号，清代有名匠郭志通、姚宗仁等。可以说，中国玉文化繁荣期的特点就是大众化、生活化和商品化。

　　呈现出多元一体特征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您看来，中国玉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史有着怎样的特征？

　　刘礼堂：中国玉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史，表现出鲜明的多元一体特征。多元一体特征不仅存在于中国玉文化的形成阶段，也贯穿于它的各个发展时期，吐蕃、契丹、女真等少数民族的文化元素纷纷进入不同时期的玉器之中，中亚、波斯、印度乃至西洋等域外地区的元素也被融合进来。

　　中国玉文化发展呈现出周期性特征，高峰和低谷交替出现。相对来说，新石器时代晚期、汉代、唐代和明清时期是中国玉文化发展的高峰，魏晋南北朝时期则是明显的低谷。在大周期内部还有小周期的变化，像三代之中商代就是一个小高峰。低谷期并非玉文化的中断，而是转入一种相对平稳的发展状态，为下一个高峰积聚力量。

　　此外，世俗化和平民化是中国玉文化发展的两个总趋势。玉器的功用从最初的神灵祭祀，到贵族赏玩，再到平民日用，越来越贴近社会中下层，也越来越贴近日常生活，表现出世俗化和平民化的特征。

　　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明海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