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刊于《长江日报》 2022年06月20日第6版求知
■ 现代考古学有了“中国话”
现代考古学起源于欧洲，当时的欧洲学者往往立足于东地中海一带，以两河流域、尼罗河流域为主要研究对象，探讨所谓文明起源，文明的定义和理论模型也是基于这些地区的考古发现抽象而成的。简单说，我们现代考古学上的“文明”一词始于近代欧洲，其最初的词源是拉丁文的“城邦”，由城市而及于城市里生活的市民、公民，再引申出有教养、有礼貌、开化等含义。随着进化论的流行，它被引入考古学中，用以标注人类社会经历的蒙昧、野蛮、文明等不同时代。
基于欧洲考古学的这些研究逐渐成为国际学术界的理论依据，用以对世界范围内的文明进行定义，对一种考古学文化是否进入文明社会加以判断。一般来说，文明定义和认定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准包含了三个要素：城市、文字和冶金术。
这种欧洲考古学的“文明”定义有道理，但也片面，它将世界文明的复数等同于欧洲经验的单数，特别是用它来衡量中华文明的起源，从一开始就带有地域上的局限性。
举个例子，距今5000多年的长江下游流域的良渚文化，已经有了大型水利工程、大型祭坛、大型城垣，有了大量的玉器和丝织品，有了农业和手工业的分工，有了刻画文字和观象台……单单人工开掘的十几条灌溉水渠，据估算，就要耗费十万以上的人力，物力更不计其数，这些既显示出了城市的生产发展、人口增长，也显示出了阶级分化和贫富不均，还显示了国家的雏形、社会的强大组织力。如果按照以往的定义，良渚文化缺乏青铜器，文字也不成熟，不能算“文明”。但出土的器物遗址的事实又告诉我们，良渚这个“美丽的水中之洲”，一定埋藏着古老文明的线索，镌刻着文明留下的最初印记。抹杀实际，胶着于理论的定义，无形中屏蔽了文明的多样性，截短了中华文明的长度。
我们依照强劲的考古证据来判定良渚文化是文明，就意味着要改写文明的定义和认定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准。正是基于像良渚文化这样的如群星灿烂的中华大地上的考古实际，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实事求是地打破了理论依据的唯一性，重新定义了文明，提供了中国自己的判断标准。文明的三要素是：城市、阶级、王权国家。简言之，是以国家的出现作为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志。按照这一标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提出，在距今5100年到4300年前，一些文化和社会发展较快的地区相继出现了早期国家，跨入了文明阶段。不能不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提出的文明判断标准是更加科学和全面的。
这就是根据中华文明起源发展的实际情况，而提出的“文明定义和认定进入文明社会的中国方案”。
■ 中国方案对世界文明有原创性贡献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以黄河流域、长江流域、辽河流域的重要遗址为主要研究对象，基于这些地区的考古发现构建理论模型，在文明认定上自然会得出与以往国际学界不同的结论。这种以中国境内考古发现为依据的结论，否定了以个别地区为模板框定全人类文明起源研究的荒谬做法，有利于促进世界文明起源理论的更新和完善。
要说中国方案所定义的“文明”和之前的“文明”定义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在于，参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学者们依据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有机体思想，摒弃了孤立的要素溯源分析，更加注重古代文明的整体考察，着力研究中华文明起源的生产力基础，重视探讨文明起源过程中社会分工分化的形成阶级的产生和原始宗教的发展等因素，使我们对于早期文明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
“中国方案”一方面为中华文明起源研究提供了更合适、更有针对性的理论框架，另一方面也丰富和发展了全人类的文明起源理论，推动世界文明起源研究从一元化转向多元化、从西方中心视角转向全球视角。可以看出，这一“中国方案”更注重文明的整体性，视野更加开阔，论证也更加科学合理，有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和理解早期中华文明的形成和发展，这是中国学者为世界文明起源研究作出的“原创性贡献”。
■ 走出了建立中国话语体系的重要一步
现代考古学、人类学是在西方殖民主义浪潮中形成的，是西方学者到世界各地探险、发现“消失的文明”的产物。因此，现代考古学、人类学虽然为人类文明起源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但不免受到殖民主义思想的影响，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文化殖民色彩。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没有照抄前人的答案，也没有照搬套用国外的模板，而是克服了现代考古学、人类学的局限性，从中华文明起源的实际出发，提出自己的理论与标准，堪称中国学人消化吸收国外经验、“洋为中用”的典范。
古代中国拥有全世界最完整、最庞大的历史文献体系，其中包含了大量关于文明起源的文献记载和古史传说，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为代表的中国考古学，充分发扬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精神，利用我国在考古材料和历史文献方面的优势，将文献内容与考古材料、科技分析结果相对照，不仅在文明探源领域取得了事半功倍的效果，还进一步证实了古代中国文献记录的可靠性。中国方案使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表现出独特的学术风格，体现了中国学人的学术眼光和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理论秉性，也率先迈出了建立中国话语体系、争取国际学术话语权的重要一步，不仅使考古学界感到振奋，也极大地鼓舞了整个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作为我国重大研究工程的典型代表，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也进一步论证了中华文明强大的延续性和旺盛的生命力。并且，这一工程取得的学术成就绝不是深藏在“象牙塔”里供人瞻仰的“舍利子”，而是激发人民群众爱国热情、坚定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打火石”。
截至目前，5000多个考古发掘项目有序展开，中国境内的人类起源、文明起源的探索不断收获重大成果。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考古中国等国家层面的重大考古项目也接续而来，“中国方案”所蕴含的丰富意义将越来越清晰，也更明确地回答了“中华文明为世界贡献了什么”这个中国考古学的永恒之问。
（作者为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党委书记、长江文明考古研究院院长）
（长江日报记者周劼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