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载于《思想战线》2022年第3期，注释从略。发表的最终文字，以纸刊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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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代中日相继开埠通商后，茶叶是两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传统商品，对外输出急剧扩大，成为换取外汇、支撑本土经济的重要途径。在绿茶重要销售地美国，两国展开了激烈竞争，可分为快速增长期、日本侵夺中国份额期、挤压下的中国衰颓期等三个时段。日本还将被割让的台湾殖民地作为茶叶生产基地，着手改良和改制，生产符合国际市场需求的红茶、乌龙茶和包种茶等。继而又借“九一八事变”契机，将东北变成日本茶、台湾茶的销场，利用关税提高、形象诋毁等手段，阻止南方茶叶向东北输出，发起“东北向茶”运动，试图形成“日茶倒灌”的局面。不仅如此，在加拿大、俄罗斯等其他重要茶叶消费国，日本也展开了对中国茶的攻势，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和威胁。
关键词：茶叶贸易；中日竞争；日本侵占；台湾殖民地
长期以来，中国茶叶生产采用传统的小户副业经营、手工制作模式。在今天看来,这种显得落后的生产方式，实际上体现了在当时生产技术条件下的“中国智慧”：充分利用农村闲散富余的家庭劳动力，在田间地头栽培茶树，利用可与炊具合一的铁锅及其他器皿制作茶叶；再通过大量的散布在茶叶产区的山客等中间商，收购并层层转卖，汇集在重要的商埠、集市交易。在这种方式之下，茶叶生产分散、种类复杂、制作工序和标准不统一，这就使得传统茶叶生产具有质量不稳定和品类多元等方面的问题。英国以西方资本主义方式建立了一套崭新的茶叶经营模式，如大种植园种植、品种的不断试验和改良、现代化交通运输体系、全过程的机械化生产等。到19世纪末，后者的巨大优势已经得到证明，中国在国际红茶市场的失败即是例证。
与此同时，英美等西方国家还提高了茶叶进口的质量门槛。这对中国式的传统茶业经营模式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另一方面，由于能力和效率的不断提升，生产者能够在更短的劳动时间内创造更多的价值，高质量物品越来越多地由现代机器生产；当生产者从事消费后，他们有能力支付高品质的个人消费以及使用物品的费用，“他们在所有情况不变的条件下，一般地能使他们自己得到他们有任何程度需要的一切”，即“资本主义过程使消费民主化了”。因此，就茶叶国际贸易而言，在新的模式下，不再是传统的从业者小规模、非集约化层面的竞争，而是能够以更低价格、更高效率、大批量生产出质量稳定产品，并符合各个国家茶叶进口技术规范和标准能力的角逐。
日本在开港之初的产业模式与中国类似，同样面临着茶叶生产成本高、品质不稳定等方面的问题。但日本通过改造同业组织、实施出口检验、探索与印度模式不同但适应本国的产制技术等，积极组建海外直输出公司实现质量控制内在化，并不断开展市场推广与调查，跨过了“显规制”和“隐规制”的门槛，快速适应了国际茶叶市场的需求。确切地说，日本在学习并充分吸收英国在印度、锡兰等地创立的现代资本主义茶业经营优势的基础上，结合本土传统的生产方式，通过联合的力量，不断实现技术、组织和制度等方面的创新，循序渐进地突破了西方商馆的出口垄断，到19世纪末已经具备了在国际市场直接销售和正面竞争的能力。在此背景之下，日本开始进出国际市场，与中国绿茶以及印度、锡兰等红茶展开激烈竞争。不仅如此，日本还将侵占的殖民地台湾作为生产基地、伪满洲国作为销场，强占、侵夺中国本土市场和国际市场。
一、在美国市场的竞争交锋及形势变迁
闭关锁国时期，日本曾通过当时唯一的对外贸易口岸长崎港少量出口茶叶，但时断时续，数量也微不足道。当时中国是全球茶叶的主产区，以先发优势占据了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消费市场。自1859年日本被迫开港、对外开放起，茶叶贸易规模迅速扩大，成为仅次于生丝的日本第二大贸易商品。茶叶输出港从长崎转移到毗邻东京的横滨，1868~1900年，85%的茶叶通过横滨输出。日本最初将世界第一大消费市场英国列为重要出口国，1862~1865年有33.7%的茶叶直接输英。但日本输出主要为绿茶，这些茶叶经过伦敦转口贸易多输往美国东海岸的纽约等地，另有14.1%的茶叶输出到上海、香港等港口，最终也复出口到美国西海岸的旧金山等地。为节省成本、增强竞争力，从1865年起，出口洋商调整贸易路线，90%左右的茶叶直接输往美国，因此美国成为日本绿茶最重要的销场。中国口岸开放后，传统产区安徽屯溪、浙江平水、江西九江等地的绿茶直接运往上海，85%的茶叶运往了美国，27%的茶叶运往英国后又转口到美国。随着日本茶叶输出的快速增长，与中国茶叶市场份额的争夺在所难免，中日茶叶在美国的竞争主要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快速增长期（1875年及以前）。分别被迫开港之后，中日同美国贸易的政策性禁锢随之消弭。茶叶是美国民众日常消费的重要饮料之一，而中日向为茶叶出产国，因此两国出产之茶大举进入美国市场。中国茶叶输美延续了鸦片战争之前的良好态势，并有了长足增长：1858年输出额为30 606461磅，1873年达到顶峰，为44 149167磅，最大增幅为44.2%；1858年输出货值为6 662 792两，1873年同样达到顶峰，为16 566 624两，增幅为148.64%（见图1、图2）。不考虑汇率及通货膨胀等因素，从数量判断，可以初步认为此时期中国每磅茶叶在美国的售价整体处于提高的趋势。虽然中国输美茶叶量总体处于增长趋势，但在1858~1862年、1865年曾出现两次下滑，之后企稳，恢复增长态势。与中国相比较，日本茶叶对美出口增长更为迅速。1865年以后，日本输美情况有了连续性的数据记录。该年输美茶叶量仅为1216364磅，1875年达19 100 596磅，增长了14.7倍；输出货值为279 637两，1875年为7 098 831两，增长了24.4倍。在整个时期内，日本输美茶叶量一直快速上升，未有下跌波动状况。
第二个时段是日本侵夺中国份额期（1875~1899年）。1876和1877年是中日美国市场地位的反转之年，中国输美茶叶量略有下滑，而日本却加大了市场开拓和倾销力度。以1876年为例，日本输美茶叶激增至31167 197磅，是1875年的1.63倍，将市场占有份额从29.45%拉升至49.56%，同时出口额首次突破1000万两，美国茶叶年消费额的53.40%纳入日本囊中（见图1、图2）。不过此种现象为时较短，1878年恢复常态，到1900年以前，中国输美茶叶无论是数量还是货值，基本可以维持在50%以上，而日本则在40%上下波动。在1864年之前，中国茶可占据美国市场份额的90%以上，拥有独占市场的绝对地位，1874年以前尚有70%以上的市场；在进入第二阶段后，中国茶的这一优势丧失了，逐渐被日本茶所侵夺。另外，该时期中日输美茶叶数量和货值的波动，步调比较吻合，这说明都同样受到美国进口政策、经济形势和市场环境等方面的影响，只是程度上略有区别。中日茶叶在美市场份额的变化，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华茶质量下滑而日本茶品质精进而引起的，黄遵宪在此时期就意识到这一点，他在《日本国志》云：“至明治二三年，适因中国红茶有伪造者，为美人所厌忌，而日本绿茶乘机得以销售，至明治十一年输出至二千八百余万斤之多……”
第三个阶段是日本优势确立、中国陷入衰颓的时期（1900年及以后）。进入20世纪后，日本茶的货值和数量先后赶超，中国茶占据优势的情形不复存在，与日本的距离越来越大，就此陷入衰颓、一蹶不振。1900年，中国茶输美4 872741两，日本茶输美4 797 173两，两者仍胶着（见图2）。但自此之后，中国茶输美的货值份额一路下滑，从40%以上跌落至30%，甚至低于20%。从数量上看，1900年中国茶输美42 283189磅，日本为33 949 350磅，尚有1 000多万磅的优势，直到1906年及以后日本茶输美数量才真正全面超越中国（见图1）。1906年之前，中国茶的输美数量超过日本，甚至还有一定程度的优势，但中国茶的货值总额却接近甚至一度远低于日本，这说明中国茶在美国的售价远低于日本茶，已经无力与日本茶直接竞争，只能通过削减价格来博取市场。这无异于饮鸩止渴，当对美茶叶贸易呈现严重亏损时，华茶被迫退出美国市场，反而加速巩固了日本茶的市场地位。此时期值得注意的现象是，英属印度、锡兰等地区所出产的红茶在美国市场的开拓和宣传取得成效，1906年中日茶叶所占市场份额跌破80%，一般维持在70%~80%之间，1909年跌破70%，至67.35%。1910年代及以后，这一趋势继续加剧，甚至迫使日本加快了红茶的研制和对美销售。
1921年得到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资助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的潘序伦，对中美茶叶贸易留心观察，他在博士论文中作出论述，认为茶叶原本是美国从中国进口商品中最为重要的品种，但从1880年代后期开始，茶叶的数量、贸易额及市场份额都在逐渐下降。1895年美国从中国进口价值750万美元的茶叶，20年后进口额只剩下一半，而茶叶贸易在美国进口总额中的份额则由36.8%下降到仅8.2%（见表1）。
在日本茶叶较好地满足了美国市场的强制性质量规制（显规制）后，从1890年代开始又不得不面临美国的柔性质量规制（隐规制）。这是因为美国消费者饮茶的口感和嗜好发生了变化，许多地区实现了从绿茶消费向红茶消费的根本性转变。1893年芝加哥世界博览会之后，印度、锡兰以及继之而起的爪哇，开始在美国市场开展大规模广告和营销，日本茶不仅面临着中国茶的竞争，还需要应对这些红茶主产国对绿茶市场的不断挤压。此外，还有来自中国台湾乌龙茶的竞争。从1870年代中期起，台湾乌龙茶在美国市场也颇受欢迎。在此情形下，日本推出了两方面的应对策略，其一是设法试制红茶，扩大红茶的出口，甚至借助侵略战争从清政府的统治版图中将台湾划归己有，将其变为日本乌龙茶和红茶的生产基地；其二是改变将美国作为重点销售市场的策略，不遗余力地向其他茶叶消费国营销日本茶（含台湾茶），甚至试图侵占中国茶叶市场。
二、台湾殖民地的利用与伪满洲国的行销
1860年台湾开港后，茶叶成为重要的出口商品。在被迫割让给日本的前35年间，茶叶是台湾地区最重要的商品，总输出额为53 319 692海关两（1860~1867年未有数据），占总出口值的53.45%，位列第一，蔗糖占36.22%、樟脑占3.93%，位列二三位。台湾出口茶叶以乌龙茶为大宗，主要输往美国，另有包种茶、花茶等输往南洋各地。1895年，清政府同日本明治政府签订《马关条约》，台湾被迫割让给日本。台湾的气候等自然条件适合发展农业，故日本提出“工业日本、农业台湾”的方针，将台湾作为稻米、茶叶等农产品的重要生产基地。日本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将台湾既有26 000余公顷茶园列为重要农业基地并拓展台湾茶叶栽培面积（最盛达46 000余公顷）。台湾的乌龙、包种等茶向来出口美国，受到消费者欢迎，并可获得较高的售价。自条约施行之后，该地区出产的茶叶列入日本茶叶的出口统计，这无疑是中国外贸出口的重大损失。从数据看，1896年日本输美茶叶在数量和货值上都有了大幅增长。
日据时代，日本对台湾传统的茶叶产业进行大幅改造。包括举办制茶讲习会，传授制茶的新知识；设立模范茶园，供应优良品种茶苗；设立茶叶传习所，招募子弟教授相关课程技能后，分配到各茶区从事技术指导；推广机械化，将各种制茶机械贷借给制茶工厂；成立台湾茶检查所，厉行出口检验，管制茶叶质量，提高国际市场信誉；派遣茶业代表参加美国等地举办的博览会，宣传台湾茶。经过一系列改造后，台湾茶叶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大为增强，1917至1918年，两年间茶叶平均输出量达1300万千克，创造了出口记录。
日本还运用军事和武力手段发动“九一八事变”，将其所侵占的东北土地变成日本茶的倾销地，形成“日茶倒灌”的严峻局面。1932年伪满洲国成立后，日本加快了对东北市场渗透的步伐。这是因为受世界经济大萧条影响，日本茶在国际市场销售疲软，出现滞销；另一方面台湾出产的包种茶等，在东南亚的爪哇、曼谷、西贡等地销售面临抵制日货与关税政策影响，也出现下滑，开辟新的市场成为一项紧迫之事。1933年，日本茶业组合联合会议所在第64次会议上，提出了《向满洲国、热河省输出绿茶的议案》，并获通过。其后，日本中央茶业组合联合会议所理事三桥、静冈县茶业组合联合会议所理事宫本、茶商繁田武平以及小山金作带领的由13人组成的静冈县茶业代表团等，前往我国东北了解茶叶销售量、种类需求、贸易方法和制度等，作了大量细致而全面的调查。不仅如此，日本还邀请东北茶业界领袖——哈尔滨东发合号王省三、大连源盛德号安召棠等，到日本考察农林省茶业试验场、富士会社、日本红茶会社等，与日本30名茶商探讨日本怎样制造符合东北市场品质需求之茶叶以及贸易方法等。
在充分调查研究后，日本着手在两个方面寻找突破。一是调整关税，为日本和台湾茶进入东北提供便利。由于气候原因，东北各省均不产茶，但其茶叶消费量却颇大，以往多从福建、浙江、安徽、上海等地直接或间接输入。在伪满洲国成立之前，内地茶叶销往东北，属于境内运输，不存在关税问题，而日本包括台湾茶则要征收30%的价税和5%的附加税。1933年8月，日本中央茶业组合联合会议所议事长中村圆一郎到新京（长春），向伪满洲国财务部等提出降低日本茶市场进入税率的要求。1933年，伪满洲国对我国南方产茶省茶叶输入同样实行30%的价税；1934年8月起，伪满洲国就将日本和台湾茶区别对待，对我国茶叶按照税关查定价格计税，变相提高了税关成本。于是，日本在伪满洲国建立了双重关税标准：一方面对中国各产茶区运往东北的茶叶加收重税，另一方面降低日本本土、台湾殖民地贩运至东北销售的茶叶关税。
望月式揉捻机是1894年由日本静冈县人望月发太郎发明，1911年引进台湾。
日本和台湾茶在东北市场能够快速打开局面，还得益于日本政府、茶业界以及台湾总督府当局积极推动技术改良，以便生产出能够替代中国南方各省的茶叶。日本曾掀起“东北向茶”的热潮，当时台湾包种茶生产过剩、无法向东南亚销售，于是日本积极在伪满洲国开发包种茶市场，向东北大量输出。1933年，日本农林省茶叶试验场开始仿造在东北广受欢迎的毛峰、大方等茶，试售并未成功。1934年东京三菱商事农产部等招徕福建、浙江等地茶师，到日本教授毛峰、大方等茶的制作方法，并派日本茶叶技术人员专门学习。台湾总督府殖产局等也不遗余力推动制造毛峰茶、大方茶等，1936年其传习所开始进行毛峰茶试验，制造适用于大方茶的锅炒器，借贷给民间使用，并指导制法。台湾业者为了提高毛峰茶的香气，将原先的两次锅炒改为三次，缩短第一次与第二次锅炒后静置的时间；大方茶方面，则以乙种釜炒机、望月式揉捻机、绿茶用精揉机、扁平机等代替中国传统的手工炒制。日本及台湾殖民地因原料、技术等原因，出产仿制茶的品质和香气等与中国茶仍有些许距离，但价格上颇有优势，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功，满足了东北居民的消费嗜好和质量需求，实现了对中国南部各省出产茶叶的替代和挤占。
日本还将在国际市场中所学习到的竞争手段等运用到东北市场。茶叶是一种成瘾性消费品，一旦适应某种口感，则会长期消费，日本在美国、加拿大等国市场所面临红茶竞争压力不断增大，即是源于消费嗜好的转换。为使东北消费者习惯日本茶的口感，日本茶商将中日两国绿茶掺和销售，并逐渐减少中国茶的使用量，增加日本茶所占比例，以求东北居民最终适应日本绿茶的口感和香气。其次，日本在东北极力诋毁中国茶的品质，这同19世纪晚期英国为打开印度茶在本国销售局面、故意夸大中国茶的不纯净的情形如出一辙。他们制作电影宣传片，用影像展示中国在制作茶叶时脏乱差的生产环境，突出日本和台湾等地机器制茶讲究卫生、标准统一、省时省力等。
尽管台湾茶的品质和香气总体上仍与中国南方出产的茶叶有一定距离，但在关税保护之下，台湾茶占据了价格优势。据林满红统计，日本将台湾视为重要的农产品供应地，从1932~1939年，台湾贩运至东北的贸易货值增幅为10倍，贸易商品主要是糖、茶、米、蔬菜等，其中1938年茶叶的输出量已是1932年的200倍。到1937年时，台湾茶已占据东北市场销售份额的70%。1938年，台湾茶对东北输出达到峰值，为733万斤，占东北消费市场份额的80%。对此，吴觉农深感无力和痛心疾首：“尤可痛心者，为运输入到中国的数字，也将达百万磅的巨额，这数字不消说是输入到东三省的茶叶了。
三、日本茶行销其他国家与对中国的挤压
在美国市场遭遇柔性质量规制，即消费者热衷红茶后，日本茶叶开始向其他绿茶消费国转移市场，其最为便利的转移地是临近美国的加拿大。在1890年代以前，日本曾向加拿大输出不少数额的粗茶，因为这些粗茶在美国遭遇强制性质量规制，日本遂将其调转到加拿大销售。但在19世纪90年代，加拿大魁北克和安大略等地区提高了茶叶进口质量门槛，对优质茶叶的需求增加了，故日本又向其出售经过质量改进的绿茶。1891年至1900年，加拿大市场占日本茶叶出口总额的17%，而日本占加拿大茶叶市场的40%以上。与此同时，日本向加拿大的茶叶出口也在不断增加，从1886~1890年平均每年766.4万磅，增加到1896~1900年的979.1万磅，逼近1千万磅（见表2）。进入20世纪后，加拿大茶叶消费嗜好同样转向红茶，日本茶的市场优势地位被印度、锡兰等所挤占。
日本在绿茶、红茶国际市场努力开拓，想方设法满足西方国家的显性或隐性质量规制，并通过创制适应本国的生产技术以降低成本，扩大其茶叶销路。日本还有针对性地研究中国出产的各类茶叶，提高自身生产制作水平，并最终侵占中国的传统茶叶销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黑茶。前文所述，多田元吉前往清朝考察时，就格外注重对羊楼洞等地的研究，并带回来了砖茶的生产制作工具，在本国劝业寮中试制。日本将其生产的砖茶，交给天津的俄商鉴定，经比较测试发现，与中国福州、汉口所出产的砖茶相比，日本砖茶处于次等位置。日本茶业界并未对此气馁，而是进一步努力开拓，希望打开俄罗斯市场，取代中国传统的优势地位。
进入20世纪后，日本红茶、绿茶在国际市场上面临激烈竞争，故业界开始瞄准中国黑茶的传统销售地俄罗斯、蒙古等。1910年代中后期，中国已经感受到来自日本的压力，报纸提醒华茶商对日本黑茶格外注意：“日本出口茶分绿红黑三种，绿者售于流寓外国之日本人，红者销于美国，黑者销于俄国，合计价值不足二十兆。现在亚洲俄国所销日本黑茶颇多，渐与华茶相匹。”日本还以中国为中介和跳板，调查俄罗斯的质量需求和消费嗜好。1925年4月，为推销茶叶并发展对俄贸易，静冈县大茶商笹野德次郎前往上海，携带茶叶样本七种及砖茶等，经大阪驻沪贸易所介绍与俄国茶商接洽。经过俄商质量检查，认为部分红茶会有销路，并建议其参照中国制茶方法，将来定可与华茶竞争。笹野氏允将俄茶样本带回再加改良，并定1926年5月制茶节再行来沪，商量对俄出口办法。中国对英、美等国茶叶销售衰落后，俄罗斯是华茶最大销售市场，日本茶商尽力与中国竞争的做法，引起了中华商业协会的警觉，故派其调查股调查日本对俄的销售数量，并在该会会报警告华茶商人。
日本茶业界将在美国、加拿大等市场所获得的经验，运用到俄罗斯、非洲等新的销售地，在其凌厉进攻之下，曾在这些市场占据优势地位的中国，开始面临激烈竞争，并快速陷入劣势。据中国国内报道，1928年贸易季日本茶对俄出口大幅增加，较前年增长四成，大有争雄于世界市场之势。吴觉农对此有深刻体会，他感叹道：“运销俄国及非洲的数字，真是突飞猛进，销俄在一九二六年前，几无数字可言；现在已占日茶输出国的第二位；而一九二九年尚未有茶叶输到非洲，去年（1932年，作者注）即已到达一百七十余万磅的巨额。”日本茶对俄输出增长迅猛，1925年仅30余万磅，1927年已超过100万磅，1929年更是超过300万磅；1930年上海全埠对俄国输出绿茶为4 777 700磅，而日本绿茶则达6 154785磅，已经赶超华茶。华茶在俄国的销售景况，遭到日本茶的极大打击。
四、主要结论
近代华茶贸易的衰落是经济史探讨的热点话题之一，在研究华茶外部竞争因素时，多认为英国、荷兰等西方国家在印度、锡兰、爪哇等殖民地所发展的现代化茶业是导致华茶衰落的重要因素，有时会简要提及日本在国际市场进出给中国带来的竞争压力，但大多缺乏对这一过程的细致梳理。茶叶是世界近代生活方式和文化的催化剂，到19世纪末已经成为一种全球化的日常成瘾性消费品。消费的日益增长，刺激了生产的扩大。被迫纳入世界市场体系的日本，看到了这一巨大贸易契机，不遗余力地学习中国、印度等地的产制技术，同时结合国情改造本国产业。在提升了内生竞争力后，日本对美国的绿茶市场展开了凌厉的攻势，最终抢占了中国的市场份额；在俄罗斯、加拿大等市场，日本也如法炮制，同样给中国茶叶以严重威胁。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日本与中国的茶叶市场竞争，并非是平等主体之间的公平竞争，而是日本凭借国家强权和武力加持而攫取优势，即“非公平竞争”。甲午战争后日本迫使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将台湾据为殖民地，将其畸变成茶叶、稻米、樟脑等农产品的生产和出口基地。台湾省所出产的红茶、乌龙茶、包种茶等，是日本本土不出产的茶叶类型，即便日本大力改良本土技术也无法与台湾省的茶叶品质媲美。但这些茶叶类型与中国大陆出产的茶叶却高度同质，日本强占台湾的结果是：这些原本隶属中国的出口茶叶，迅速变成了日本挤占中国海外市场的利器。被日本侵略的东北同样如此，原本是中国南方茶叶重要销售区域，反而成了“日茶倒灌”的重灾区。日本还利用关税税制、形象诋毁等诸多手段，为台湾茶在东北的销售保驾护航，给内地茶进入关外制造重重障碍。这表明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不仅是领土的、军事的、政治的，还是经济的、贸易的、民生的。就茶叶贸易而言，日本的侵略进一步加速了中国茶叶陷入衰落的进程，给中国茶农、茶商等带来灾难；就经济发展而言，日本的市场侵占无疑加深了近代中国的经济危机。回顾这段历史，对于我们今天理解国家与市场竞争的深刻关系不无裨益。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近代中日应对西方贸易质量规制路径比较研究” 阶段性成果（16CSS012）；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一带一路’视野下的西南茶马古道文献资料整理与遗产保护研究”阶段性成果（20&ZD229）
作者简介：宋时磊，武汉大学茶文化研究中心、汉语写作研究中心研究员（湖北武汉，4300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