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会是近代资本主义工业革命的产物，它搜求各国之物产、在会所集中陈列，供个人和团体游览、体验、订购，进而促进人员、技术、商品、文化等方面的交流。对于英法等早期创办博览会的先行国家而言，这是展示其工商业能力、国家实力和外交形象的契机；对于近代中国、日本等被纳入资本主义体系的后发国家而言，这是其开阔视野、学习追赶的场域。故在相继开埠通商之后，受西方各国举办的国际博览会之邀，中日都不同程度地参加了这些博览会，并认识到博览会在经济和宣传等方面的莫大价值后，开始举办本国赛会。

笔者曾提出质量门槛的概念，指的是19世纪以降，西方国家为了保护本国消费者的健康和安全，设立了商品进口的标准、法令及一整套制度，在质量方面设置了贸易门槛，这是当代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前身［1］。在商品贸易环节之外，各个国家还试图通过种种契机展示自身出产商品的品质，其中博览会是重要途径。因此，博览会展示各种商品，不仅是让购买者看到实物货样、价格等，还有展示质量的功能，用品质招徕客户购买，博览会就具有了“质量橱窗”的功能。特别是对于近代中国、日本这一类后发国家而言，博览会不仅是展示本国物产品质的一个窗口，更是塑造本国整体品质形象的一个宣传契机（国家质量形象），即博览会承担了微观和宏观层面的质量橱窗的双重功能①。近代中国最为大宗的出口商品是茶叶，被迫开埠通商之后，中国茶叶对外贸易快速增长。与此同时，茶叶也成为各个国家举办的博览会上不可或缺的展示商品。本文以博览会为观察“橱窗”，分析各展会所陈列的中国茶叶的品质和形象，进而勾勒出中国外贸茶叶发展状况。

一、中国茶叶在世界博览会的早期展出

与日本相比，中国在世博会这一橱窗上的亮相要早很多。1851年，为展示英国的巨大成就，伦敦举办第一届世界工业博览会。在这届博览会上，来自上海的香山商人徐荣村以“七里湖丝”摘得桂冠，这一荣誉已被久为传颂。值得一提的是，徐荣村所经营的商品不仅有生丝，还从事茶叶等其他中国在世界上具有比较优势商品的贸易。除此之外，一个在华英国官员和商人自发组织的中国馆、来自“耆英号”商船的希生广东老爷、一个四口的中国家庭等在这次世博会上亮相［2］(P12-33)。在中国馆，展出的商品包括了茶叶，其种类包含工夫茶、白毫茶、宁阳茶等。这次博览会不仅将茶作为单纯的商品看待，而且全方位呈现与茶有关的方方面面：陈列茶叶生产、包装、装运的模型和图画，闻茶香的器具以及茶罐、茶杯等相关物品，茶树及叶子、花、芽等的样品等［3］(P54,P116)。植物学家罗伯特·福琼从徽州等地偷偷收集的添加了石膏、姜黄根以及普鲁士蓝的染色绿茶样本，送回了英国，在1851年的伦敦工业博览会上展出：“这一项公开展览代表的是，西方人运用科学方法，揭开英国国民饮料的神秘面纱。”［4］(P102-103)福琼揭露中国制茶工人的染色行为，通过博览会公之于世，其目的在于警示公众关注进口茶的品质，进而敦促英国加快实现茶叶质量控制的内在化，助推印度新兴的茶叶试验，甚至一举超过中国。

1867年巴黎世博会的两名福建茶女合影

此后，中国茶在各地世博会上经常出现，甚至有专门的茶艺人员。1867年巴黎世博会，有两名身着中国传统服饰的美貌女孩，在现场表演茶艺奉茶［2］(P42)。她们的出现在会场引起轰动，较好地改变了西方人对中国茶的印象。巴黎的Bertall&Cie摄影室为她们拍下了数张名片格式肖像照片（CDV），留下了难得的历史资料。

清末，首次以政府名义组织和派代表出席、颇具规模和有代表性的一次世界博览会，是维也纳奥国万国商品陈列公会。1870年奥匈帝国照会清王朝，邀请其参加在1873年举办的奥国万国商品陈列公会。清王朝对博览会了解甚少，并不重视，后在奥国公使的一再邀请下，才同意民商自愿赴会，并委札敕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及其所领导的海关税务司等负责搜集物品与送展，展品免征出口关税。但民商并不积极，故赫德1872年决定由海关系统全盘组织参赛各项事宜。在赫德的总税务司通令之下，形成了一整套货品收集、品类编排、转运转寄的操作流程、工作规范和注意事项，并委托海关税务司包腊（Edward Charles Macintosh Bowra）具体负责统筹实施。不仅如此，为了展示中国开港十年以来的贸易状况，海关总税务司还决定收集1865年以前建立海关的14个条约港的贸易数据、航运图表等，以便于与世界贸易的交流。这些数据涵盖了1862—1873年各主要港口贸易商品的分类、品名、产地、单价等，既有全国情况的统计总表，又有各个口岸的统计分表，是了解当时贸易情况的重要数据。其中，总税务司对茶叶贸易颇为留意，在总表中专列附加统计，以时间为轴线分别统计了红茶、绿茶、砖茶三种茶叶的出口目的地和货值［5］(P44-45)。附加单列统计的商品共有三种，分别是茶叶、生丝和鸦片，而茶叶位居首位，其受重视程度可见一斑。

各商埠海关送展的商品中，茶叶及其相关产品、器具等颇为引人注目。江汉关有红茶、黑砖茶、绿砖茶、茶末、茶碗，甚至还送展了云南出产的普洱茶；九江关有6种红茶样品、12种绿茶样品、砖茶，以及十几种盖碗、茶盅等；江海关有各种茶壶、茶炉；浙海关以珠兰等各式绿茶为主，共有8种；福州、淡水、打狗、厦门、汕头、广东等地，亦有港口所在地及其腹地出产的特色茶叶、饮茶具、制茶器等送展［5］。在维也纳赛会期间，设置了中国茶馆，向游客提供体验中国传统休闲生活的机会。包腊等人带领税务司人员，向各报纸、社会团体、各界贤达分发中国各口岸十年贸易资料和参展展品目录，起到了较好的宣传作用，他们因此而获得了嘉奖②，博览会质量橱窗的功能得到体现。本次赛会开创了一套展品货源组织、运输送展、分类和布展的一套流程和模式，清廷也确定了由海关总税务司承揽中国参加世界博览会的办理方式，此模式一直沿用到20世纪初。但是总税务司基本为外国人所控制，中国人参与国际赛会的机会甚少，多无法亲赴海外观察世界动态，加之海关官员参加博览会所得信息，无法及时向国内传导，不能起到刺激中国本土工商业发展的作用。例如，英国在印度等殖民地发展茶业、日本茶业在国际市场的崛起等，中国多无法系统得知，官府和商民没有深切直观感受。实际上，这次博览会也是日本通过明治维新走上近代化道路后首次正式参加的博览会，于1872年成立事务局，统一筹划组织；赛会期间，“岩仓使团”还参观了博览会，坚定了他们“贸易立国”“产业立国”的信念；代表团还带回了长达96卷的详细考察报告，提出要大力发展工商业，以与西方列强竞争［6］。日本茶叶在维也纳赛会上出尽风头，制茶商松尾义助出售了一批颇受好评的日本茶叶；日本茶业界在国内也开始组织本国的制茶共进会等，以促进本土产业发展。

中国茶叶再次较为引人瞩目地出现在世博会，是1876年美国费城世博会，但出现颇为尴尬的质量问题，遇到了销售困难。此次博览会设有“大清国”的独立展馆，参赛物品720箱，总货值20万两，茶同丝、瓷器、绸缎、雕花器和景泰蓝等被推为第一［7］(P8-9)。此次展出的茶叶，虽受到推崇，但在销售方面颇有困难，原因有二：绿茶掺杂过多，不够纯净；茶箱体积过大，批发和零售都有诸多不便。生丝也因做法不善，粗细混杂，质量较劣，为洋人所恶。受清廷委派参加展会的李圭认为，茶叶改为小包装，每磅（合中国十二两）一小匣，同时讲求匀净无伪，茶和丝的贸易都会有大的发展。这说明博览会这个质量橱窗起到了比较货品优劣的功能，小部分中国人开始认识到自身商品品质方面的不足，有意识地提出改进策略，以尊重外国商情、满足消费国的饮茶习惯。

在这些展会上，茶是作为中国馆的特色点缀元素，体现的是东方古国的一种生活方式，而不是以贸易和销售为根本目的。当时，中国参加展会多为外国商人组织，或者是号召商民、使馆派员、海关寄物等方式参加，少有系统组织，因此展品缺乏系统规划，品级也不高。1878年，时任驻英法大臣、曾国藩的次子曾纪泽在参观法国巴黎炫奇会时，对中日差距有深沉的感慨：“有论中国赛会之物，挂一漏万。中华以丝、茶为大宗，而各省所出之绸，未见铺陈；各山所产之茶，未见罗列。至瓷器之不古，顾绣之不精，无一可取。他如农具、人物，类同耍物。堂堂中国，竟不及日本岛族。岂日本之管会乃其土人，而中华则委之西人之咎乎？”［8］(P14)记叙之中，对清廷组织不力的状况甚为不满。

二、救亡图存背景下世界博览会的参展

随着甲午战争的落败以及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国各界向世界学习的迫切感亦高涨、危机意识大为增强，他们对国际赛会参展由赫德等外国人操办的现状不满。清廷开始收回博览会的承办权，自行组织赴国际赛会参展。参加1904年美国圣路易斯博览会（Louisiana Purchase Exposition，St.Louis World’s Fair）、1915年的巴拿马世博会时，中国官商对世界赛会的性质和功能认识更加清晰，组织参展等方面较为系统。筹备圣路易斯博览会时，清廷方面，外交部给光绪帝呈有奏稿，庆亲王载振等有参赛条陈，南洋商务大臣对参赛事宜也优待保护。朝廷派出贝勒溥伦为正监督，黄开甲、美国柯乐尔为副监督，筹集了75万两平库银作为参赛经费。经历过甲午之败、辛丑之耻之后，中国实业界活跃起来，实业救亡图存的思想盛行。朝廷参与赛事、积极作为，得到了商人的响应，将其视为收回外溢利权、实现商战的一大契机：“凡以振兴商务，收回利权，当经奉旨依议中外有识之士，无不同声庆幸，以此举为中国商战之一大转机。凡有血气者，宜如何黾勉从事，踊跃争先，庶无负此良法美意。”［9］为参加圣路易斯博览会，上海商人设立章程，发行股份、募集资金，创办茶瓷赛会公司（Shanghai Tea and Porcelain Company）。他们认为中国的茶叶和瓷器无法在西方畅销，并非工艺不行，而是没有合适的商务和管理人才。故在安徽监制茶叶，在景德镇烧制瓷器：“务在翻新涤旧，择精选良，届期运赴美国会场，当场比赛，以期夺帜，遐方增光君国，于通商大局不无裨益万一也。”［10］(乙篇卷四二下《成案》)

在系统的组织下，经万国评议官、农学博士等考验评论，上海茶瓷公司送展的各种上等茶分数均在95分以上，由此获得各式超等文凭和金牌。此时，茶不再是生活情趣，而是有着很强的贸易指向性，通过品质的橱窗展示来吸引订单。上海茶瓷赛会公司与美国布兰克公司（Blank Company）签订了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协议，购买了现场零售所剩下的4万磅茶叶，布兰克公司成为该公司美国代理商，负责全美的销售事宜。其他外商看到了茶叶贸易的商机，希望加价五百甚至一二千元，出任茶瓷赛会公司的代理，因与布兰克公司有协议在先，故信守承诺、一概回绝。需要看到的是，中国参展的各色货物，滞销严重，只有茶叶销售相对紧俏。这说明当时中国茶叶尚保持品质的优势，但产业全面衰败的迹象已经呈现。中国茶叶在圣路易斯的畅销，给国人以信心，陈独秀发起创办的《安徽俗话报》曾撰文，欣喜言道：“这件事真是中国第一件有体面的啊”，并提醒制茶人“以后要格外顶真才好哩”［11］。受此次赛会鼓舞，1905年清廷颁布《出洋赛会通行章程》20条，以法令的形式鼓励各省商人选择精良物品、用于赴赛。在救亡图存、兴办实业、社会转型的背景下，清廷对国外博览会的认知有了极大的转变。

1912年3月，接到美国代表罗伯特·大赉（Robert Dollar）参加旧金山举办的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Panama-Pacific International Exposition）的劝导和正式邀请时，中国各方面的准备和条件与圣路易斯博览会时已不可同日而语。彼时，北洋政府刚刚成立，急于展示国际形象、发展实业，而1910年，由南洋劝业公会组织的、以陈琪等为代表的一批善于举办会展的专业人士脱颖而出，各方面条件相对充足。中国很快派出2名代表赴美接洽，选定馆址；1913年成立筹备巴拿马赛会事务局，隶属于工商部，委派陈琪为局长和赛会监督；工商部筹措经费190多万元，动员组织展品，调查地方物产，审查、选择出品；制定和颁布了一系列规则和章程等③。不仅如此，在听闻日本政府将拨款100万元支持丝茶两业参展巴拿马博览会，我国浙江、江苏、湖北等地都派员参加了1914年的日本大正博览会，了解日本前期筹备巴拿马赛会的情况，并学习其振兴实业的方法。这种现场观摩和学习，带来的经验和教训足以让国人警醒并加以改进：“吾国向对于外国博览会也，出品亦十数次矣。然而失败者多，成功者少。推其缘故，一曰不重实业，二曰不求竞争，三曰不善研究，四曰不善经理。”［12］事务局在上海、广州、汉口、天津等主要城市举办联合展会，各省也分别组织物品展览会，在这些展会的基础上，根据《筹备巴拿马赛会展览会出品检选规则》，遴选赴美参赛物品。

丝绸、茶叶、瓷器向为中国天然物产，品质出众：“尤为外国人所称羡，就历年海关贸易表观之，实为我国输出之大宗，亦我国国际贸易之命脉也。”［13］故在筹备事务局开办后，迭次行文各省，于丝、茶、绸缎、陶器最应注意，劝导商人，征集精品，改良制作、研究装潢，以宣扬中国产品之光荣，扩张海外之销路。即此次展会宣扬国货品质、扩张贸易的目的指向性极为强烈，是博览会质量橱窗功能的鲜明例证。具体到茶叶而言，赛会事务局认为，近来印度、锡兰、日本茶盛行欧美，以致华茶有江河日下之势，亟应设法改良，以投外人之嗜好，而扩固有之利权，故1914年2月在局内召开茶叶出品讨论会（讨论内容详见表1）。

表1 筹备巴拿马赛会事务局研究茶叶出品会议纪事［14］

最终，赛会事务局向各商埠茶商发函，要求以各商帮组合牌号，如平水帮要组合为平水茶业组合某某牌号，徽帮、广帮、福州、西湖各茶业，亦应由各帮联合公定组合号牌，这种组合方式参考了日本的做法，便于组织展品并为将来的国际贸易做准备；还要求改良包装，仿照英美纸烟公司的办法，标准化包装和定价，使用锡纸或洋铁罐盒并用美术印刷品为饰，其上标明使用方法与注意事项；此外，还提出要注意广告，如说明特别种茶改良制茶煮茶之法，及茶味茶色茶质与他国特异之点，以用英文译印为合格［15］。事务局这种事无巨细、耳提面命式的谕示，让茶商意识到了满足西方需求的重要性，一些茶商在充分吸收这些意见后，其做法比官方更进一步。如谦安顺、忠信昌茶栈编印了《华茶说略》（China Tea,A Compendious Description,Panama Pacific Exposition 1915）的宣传手册，共8页，中英文双语对照，详细介绍中国红茶和绿茶的制作方法和优点，起到了很好的宣传和推广作用。

1915年巴拿马世博会《华茶说略》

经过各地精心筹备、认真组织，所推选出的展品品质优异，无论是在中国政府馆的六间陈列室，还是中国参展的8个专馆中，茶叶都为大宗，展品种类和花色最为丰富。这次博览会上，中国获奖1211个，在30个参展国中居首位，其中最高等级的大奖章57个；而第二名的日本只有1100余个获奖，其大奖章只有25个，仅为中国获奖数的43%［16］［17］。中国茶叶“品质优美，甲于全球”，在赛会上同样获得了极好的成绩，共获得奖项45个，其中大奖章8个、名誉奖章6个、金牌奖章21个、银牌奖章4个、铜牌奖章1个、奖词5个。相比较而言，日本共24个（含中国台湾地区④），其中大奖章2个，金牌奖章12个，银牌奖章5个，铜牌奖章5个（参见下表2）；印度和锡兰只获得金牌奖。在奖项评审环节，中国和日本两国围绕茶叶获奖等级之间的较量值得关注。在前两轮的分类审查和分部审查中，各省茶叶展品之说明书对其品质和底蕴缺乏详尽说明，获奖数未能与日本形成明显差距。身为评议及补行审查会的特别委员陈琪，在最后的高等审查环节据理力争，要求审查总长改变只将茶叶大奖颁给中国的计划，改为七省各给大奖一枚，因这七省皆产名茶，足以代表中华茶之特色，并“应于七省茶叶各给大奖外，其他省他项农业名产请详加复查择优给大奖，以示优异”。［18］(P117)

表2 1915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中日茶叶获奖情况⑤

在茶叶评比会上，日本以美国进口其绿茶最多为由，要求获得大奖，万国审查委员、旧金山领事钱文选予以驳斥：“此次为万国赛会，非美国一国赛会，中国有四百兆人民，无不饮茶，华茶已销售于欧美各国。比较销路与人数，华茶当得大奖。”［19］(P160)钱文选的理由得到其他委员支持，日本又四处活动，希望通过其他路径获得大奖，以便助力日本茶叶在国际上的销售。后有人居中调停、充当和事佬，提议茶分为红绿两类，中国在国际上主要销售红茶，日本主要销售绿茶，让两国在红绿上各有突破。日本得寸进尺，不想让中国获得红茶大奖，遂提议让台湾殖民地获得红茶大奖。钱文选再次驳斥云，中国二十二行省均出产绿茶，都比台湾要大，如果台湾能获得红茶大奖，那中国各省亦应都获绿茶大奖。此时，担任赛会审查员的美国海关茶叶进口检验员称，自己在中国多年，茶叶最好的省份，当推安徽、江西、福建、湖南、湖北、江苏、浙江等七省，如果台湾获得大奖，那么这七省同样要获得大奖。这项提议获得了审查委员会的赞成，日本赛会监督仍不死心，多次向高等审查委员会申请复议、变更，都被驳回。中美在赛会上围绕茶叶品级得奖的较量，受到旧金山报纸的关注：“中国与某国（即日本，笔者注）因茶叶得奖事，极力争之，意在驾乎某国之上，否亦与某国相等。”［19］(P160-161)两国围绕奖牌的争夺和较量，看似是数量之争、荣誉之争、国家颜面之争，从经济上看是希望凭借博览会获奖的公信力，拿到更多西方国家市场销售的质量门槛准入券。

中国所获奖牌数量虽超日本，实际上与日本仍有很大差距。首先，在日本馆内设有专门的吃茶店，政府给予了2.2万日元的补助金，下达了15条管理命令书，并定有详细的经费预算［20］(P236-246)。茶店有微型茶园，用少女泡茶，设立儿童席，突出各牌号茶叶。这些新颖的手段，给人以良好的品质感官，吸引了很多游客。反观中国陈列较为杂乱，把茶叶当作土特产，缺乏管理，质朴无华，没有足够的招徕顾客的手段。在日本的刺激下，中国方面赶紧予以模仿，起到了较好效果：“近数月来，西人入室品茗而兼购茶叶者亦渐称盛。”从展品的数量看，日本绿茶及台湾殖民地出产的乌龙茶、包种茶、红茶等，品种虽少，但多属精品，便于消费者辨识，中国各省各地、各种式样的茶叶品种繁多，让购买者难以抉择。而从实际展出效果和销售情况看，日本的绿茶和印度的红茶均为机器制造，色香兼美，几乎夺去中国茶叶的市场［21］。

三、从参加世界博览会到举办本土赛会

从被动式参与到主动组织参加，清廷及北洋政府对赛会的认识更加全面、对其性质也有了更深的了解，中国人对世界博览会的认识从娱乐实现、商贸促进和文明交流等多个认知角度展开［22］(P152-157)。随着工商业的发展，商人、地方政府和中央部门举办各类物产会、劝业会和商品陈列所的积极性也开始高涨。1906年，农工商部举办京师劝工陈列所，各省会和商埠也纷纷举办，各具特色。1909年，在湖广总督陈夔龙的发动下，武昌举办规模巨大的地方性博览会“武汉劝业奖进会”；地处偏远的四川也对赛会极为热衷，从1906年起连年举办。在清廷即将崩溃的前夕，1910年在南京举办的南洋劝业公会，集众多地方性赛会精华于一会，将晚清的“赛会热”推向高潮，是我国第一个全国性并兼国际性的博览会，也是中国“数千年历史上未有之事”。民国时期，各种形式和性质的国货展览会比较繁多，特别是1929年的西湖博览会具有历史坐标意义⑥。在这些赛会上，茶始终是重要的展销品，这是由当时中国商品与贸易结构所决定的。在此，以1910年清末所举办的南洋劝业会为例，分析本土举办的博览会所承担的质量橱窗功能。

1910年南京举办南洋劝业会，此次劝业会茶叶占据十分重要的角色。茶叶位列展出第15部，共分茶商、制茶、出口茶检查3门8类，具体情况如次页表3。

从表3这份陈列大纲来看，南洋劝业会不仅意在成为本国产品展示与评比的橱窗，还将日本宇治茶、笼焙茶列入展示橱窗，在比较中开展品质的交流和互鉴；不仅是产品的橱窗，还重视产品背后的商业组织、制作技艺与方法、茶业改良、国际贸易等方面的展示，特别是对茶叶输出的质量检验给予足够重视，单列一个门类。所以，本次展会既是茶叶产品质量的橱窗，更是一场提高茶叶出品品质的知识普及橱窗。在各省的展馆之中，湖北馆颇为引人注目，在入口短廊处用茶箱垒堆成陈列室，又在短廊旁设一竹楼，由汉口茶务公所主事者带领茶叶专业学生，向前来参观者奉茶，展示湖北茶之精美；在付过茶资后，还可获赠茶叶。这种展示受到游客欢迎，记载称：“茗谈之所，湖北馆之竹楼、布置一切颇合骚人雅士之心理。”［23］

表3 南洋劝业会茶业部陈列大纲［3］(P102)

本次博览会茶叶部之外，机械部陈列巴达维亚协昌机器厂侨商梁祖禄的剪茶筛茶机。中国向来习惯于手工制茶，在英国、日本等国采用机器制茶之后，手工制茶效率低、卫生差、标准不一的问题也日益凸显。梁祖禄陈述剪茶筛茶机“向为英国机器厂所创造，本厂仿式造之，略加改良”，较为轻便，适合红茶特别是红碎茶的生产。这一机械获得了赛会评审专家的肯定，在机械工业品中，只有两个产品奏奖（一等奖）获奖，其中之一是梁祖禄的茶叶机械。在获得奏奖的66个产品中，有湖北汉口兴商公司的茶末砖等8个茶叶产品。另外，还有19种茶叶获得超等奖（二等）、16种获优等奖（三等）、38种获金牌奖（四等）、65个获得银牌奖（五等），主要由茶庄茶栈、各省出品协会以及个人选送［24］。该次赛会共获奖5269件，获奖品类以丝、茶、染织类工艺品居多，矿产、陶瓷、教育品等次之。相比之下，机械类获奖甚少，这与参评的机械产品数量稀少有关，更是说明当时中国机械制造业之不发达。在此背景下，虽然梁祖禄茶叶机械主要是仿制英国产品，创新性有限，适用于红茶加工却无法在占中国主体的绿茶中推广应用，且系东南亚侨商生产，但可侧面说明南洋劝业会对中国机器制茶事业进步以提高茶叶出品质量的热切期盼。

南洋劝业会所具备的橱窗作用，有了具体的效果。南社成员王漱岩参观展会，做诗《制茶剪茶机》：“春风无力剪旗枪，活火团成瓯雪香。第一品泉到扬子，无双制器出炎荒。”［25］(P169)人们不仅在展会这一橱窗中观看，热衷于品质改良的官员还购买学习，江宁劝业候补道、兼任南洋劝业会会办李哲濬购置该机器“以为兴办茶业传习所之用”，博览会橱窗还承担了技术扩散的功能。除此之外，展览会上还有对茶叶品质的反思之音，时任南洋茶务讲习所所长的陆溁在展会举办期间演讲称，印度、美国等已经占据了世界市场的大部，对中下等之茶都“讲求甚精”，本为世界名产的中国茶叶销量锐减，主要根源在于质量下降，表现在：标准不一、“采摘时不能一律”、卫生欠佳“碾揉不能洁净”、包装粗糙“装潢不能美观”［26］(P2-3)，这些都需要研究解决。

四、主要结论

博览会是近代史研究的重要话题之一，其中涉及炫奇与娱乐、外贸与邦交、世界眼光与民族主义、科技与文化传播等内容。从博览会最直接的功能来说，展示与交流无疑是首位的，这是本文所指的橱窗功能。在博览会这个物质和文化交流的场域和橱窗之中，新奇巧技的展示固然是不可或缺，展示各国、各地出产物品的质地之坚实、制造之精美等同样十分重要，以往的研究往往忽视了这一点，而这就是本文所指称的博览会所承载的“质量橱窗”功能。以近代中国主要的出口商品茶叶为例来看，其在世界博览会展出早期的参赛组织主体主要有三类：一是外国人或者外国商业组织，二是清王朝委托、英国人主导的海关税务司，三是为赛会而成立的专门公司。此时期中国茶叶及相关展示，固然有精美的方面，但也数度出现因质量问题而受到诟病的情形，橱窗的展示结果表明中国茶叶品质亟待改良。进入20世纪后，清廷对参加世界博览会的重要性认识更加清晰，故在参赛茶叶的选送及其展出方面，做了不少努力，其质量橱窗的效应明显，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茶叶获得奖项达45项。

在参加世界博览会、获得一定经验后，中国开启了举办本土博览会的历程，重视通过这一橱窗展示本土出产物品之精美，同时借此劝导中国业界改良产品品质。其中，举办南洋劝业会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是质量，谓之“洋货既大行，土货反窳坏”。土货主要是中国原产之物，如皖赣浙滇之茶叶，江西之葛布、瓷器，这些因是中国固有特产而成为与国外贸易的重要商品，其他国家无法生产时尚可赴国际市场畅销，但不求进步和改良，反日趋卑劣，市场一再下滑。另一方面，原产自国外、中国仿制的商品，质量难以突破、无法与进口商品并肩，故“凡遇本国之仿制物，均厌弃之不遑，一若竞用洋货以为豪举者”。故南洋劝业会的质量橱窗功能有：其一，改变土货“毫无求进步改良之计划”，敦促土货之间的竞争以扩张销路；其二，品评良窳，审查奖励优等品，就实业界而言可“令全国实业家观感兴起，共奋振兴实业之精神”，就政府而言可“唤醒当局之迷梦，以为改良之张本”；其三，将中国仿制之物与外国原物并置，为国货改良提供借鉴，又可引导国人用本国之货，进而激发“国人振兴实业之志念”，在比较中促进实业的发达［27］［28］。这三点将本土赛会的质量橱窗功能表露无遗，这一橱窗折射了中国外贸茶的品质兴衰变迁，对我国茶业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29］。从另一方面看，日本同样是将博览会当作质量橱窗的重要国家，在与中国的对比中，体现出很多有意义的研究话题，笔者将另撰文论述。

近代中国博览会

注释：

①日本政府认识到博览会在国际宣传方面的重要作用，一方面积极参加国际博览会，一方面在国内举办各种劝业博览会，成为20世纪之交最热衷于博览会的亚洲国家。可参见乔兆红《“智力之交易”：近代日本与世界博览会——以1873年维也纳世博会为中心》，载《广东社会科学》2011年第3期。

②详细情况可参考，沈惠芬《走向世界——晚清中国海关与1873年维也纳世界博览会》，载《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

③参见梁碧莹《民初中国实业界赴美的一次经济活动——中国与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载《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1期；马敏《有关中国与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的几点补充》，载《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4期；洪振强《民族主义与近代中国博览会事业（1851—1937）》，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209—221页。

④中日“甲午战争”后，中国战败，被迫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台湾地区沦为日本的殖民地，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后始回归祖国。故文中所述日本茶业数据，均包含中国台湾地区，特此说明。

⑤中国获奖情况参见《中国参与巴拿马太平洋博览会纪实》，商务印书馆1917年版，第190—192页。日本获奖情况参见中里一郎螏《博覧会協会桑港万国博覧会事務報告》，博覧会協会1916年版，第376—377页。

⑥1929年西湖博览会情况，可参考马敏《博览会与近代中国物质文化变迁——以南洋劝业会、西湖博览会为中心》，载《近代史研究》2020年第5期；洪振强《民族主义与近代中国博览会事业（1851—1937）》，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272—3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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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lity Window:Modern Expo and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Quality of China’s Foreign Trade Tea

Song Shilei,Yan Tingting

Abstract:Expo is the outcome of modern world integration and the accelerated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t industry and commerce,especially the product of competition and development among nations.In addition to undertaking the functions of commodity display and trade,technology diffusion and cultural exchange,the Expo also has the functions of displaying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products,promoting product improvement and establishing a country’s product quality image,which is the connotation of"quality window"proposed in this study.Taking the most bulk commodity tea in modern China as an example,this paper analyzes the quality changes of China’s foreign trade tea shown by the Expo from three periods:the early exhibition of Chinese tea in the World Expo,expo participation in the context of national salvation and the holding of the local Expo.In the early World Expo,tea was an important exhibit of the China Pavilion,which aroused the interest of foreign consumers,but the decline of tea quality attracted attention.When preparing to participate in foreign expositions,the late Qing government began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systematical organization,and achieved a lot in expositions such as Panama-Pacific International Exposition.When the local expositions were held,the demonstration effect of the quality window of the Expo was clearer.Therefore,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quality of tea in Nanyang Commodity Exposition.

Key words:modern Expo;tea foreign trade;tea quality;quality window

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2335（2022）02-0101-10

宋时磊，男，博士，武汉大学茶文化研究中心、汉语写作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方向为茶史、茶文化；颜婷婷，女，武汉大学历史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博物馆学。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中日应对西方茶叶贸易规制路径比较研究”（项目编号：16CSS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