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4月，刘章才著《英国茶文化研究（1650-1900）》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此书为刘章才副教授主持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研究成果。
自2015年立项以来，刘章才副教授围绕该项目深入展开研究，前后历时五载，在中外著名图书馆、档案馆收集了大量中英文原始材料，进而翻译摘录、爬罗剔抉，形成了一系列高水平研究成果，在《世界历史》《光明日报》（理论版）等期刊报纸发表11篇系列学术论文，还完成25余万字的结项书稿，最终顺利结项。
【内容简介】
以英国茶文化为主题的历史学专著目前尚不多见，本书在世界一体化不断发展的背景下，基于文化传播视角，较为细致地梳理了英国茶文化的形成过程，探析了其与英国政治、经济、社会乃至中英关系等诸多方面的密切关联，揭示了英国茶文化自身的特色及其所具有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相融合的特性，全面分析了其在英国社会所产生的广泛而深刻的历史影响。
【作者简介】
刘章才，1975年生，河北枣强人，历史学博士，天津师范大学欧洲文明研究院副教授。主要从事英国史、中西文化交流史与世界近代史的教学与科研工作，目前专注于英国茶文化相关问题的研究。在《世界历史》、《光明日报》（理论版）、Asian Study（韩国）、《文化杂志》（澳门）等期刊发表论文四十余篇，参编世界史著作两部，作为第二译者翻译世界通史一部，重要成果曾荣获省级、厅级优秀成果奖。
【序言】
我很高兴为章才博士这本书写序。这是一本倾注着章才博士多年心血的学术成果，描述了中国茶叶如何传入英国，之后如何引起英国人生活习惯的深刻变革，茶叶的贸易对中英关系乃至以英国为中心的世界体系的影响。该书对英国的茶文化各个方面进行了生动而有趣的描述，包括茶叶传入英国的情况，从对茶的神化，认为饮茶几乎可以治愈天下所有的疾病，到成为上流社会和中产阶级的嗜好，再在社会中普及，并成为全民日常生活习惯的一部分，以及饮茶的方式和伴随的文化活动，等等。
凡是到过英国的人都会对英国饮茶文化印象深刻，上午10:00有上午茶，下午3:00有下午茶， 吃中餐和晚餐主食后也会饮茶。在大学和研究机构，人们往往会到餐厅旁边的茶室去喝一杯茶，饮茶就像固定仪式一样，提供了一个休息的片刻，也是彼此寒暄和社会交往的时刻，尤其是冬春之季，当你置身摆满沙发、 有厚厚的地毯、 温暖而又宽敞的房间里，看着窗外明媚的阳光和满目的绿植，或与人交谈，或坐在沙发上阅读报纸书籍，或沉思仍然萦绕在脑海的学术问题，你会感到万分的惬意。
茶从传入英国至17 世纪后半期，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奢侈品，价格昂贵；18世纪，饮茶在英国的中产阶级以及普通劳动者中开始普及，并日益成为英国人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饮品，茶叶作为中英贸易的重要商品，其交易伴随着英国作为世界贸易大国的崛起，以及在19世纪成为推动第一次经济全球化的核心国家,。茶叶和瓷器贸易影响着国际贸易体系中亚欧之间的收支平衡，中英贸易中英国的入超和贸易赤字逐渐成为大英帝国的重要经济问题；中国的自给自足使英国的优势产品———棉布在中国找不到销路，而英国的其他商品又被中国拒绝，乾隆皇帝在1790年托英国马嘎尔尼使团带给英国女王的信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籍外夷货物以通有无。”
英国人喝茶往往放糖，因此正如章才博士所说，中国与印度和英国之间的茶叶贸易又和欧洲与北美洲、 非洲的贸易联系在一起，由此串起印度洋和南中国海贸易圈与大西洋贸易圈，构成全球性贸易体系。在第一次全球化中，中国已经是资本主义世界贸易体系的一个重要卷入者，在18世纪英国人的眼中，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国家”。 确实，正如经济史家麦迪逊所统计，中国当时的 GDP占世界总量的四分之一。
有科学史家认为闲暇和沉思有利于理论科学的诞生，在古希腊如此，在英国也如此，饮茶提供了一个可以与不同学科背景和年龄段的人交谈的机会。在这样的交谈中， 思想会变得清晰起来，或者灵感刹那间出现， 一位英国作家就将茶赞誉为“缪斯之友”。记得30多年前，我到英国牛津大学留学，开始还认为英国人工作太闲散，后来逐渐习惯了这种生活方式，回国后甚至非常留恋，并且认为中国的大学里没有这样的在英国被称为“ common room” 的公共空间是一大缺陷，因为缺少了一个师生可以交流的便利场所。
一些文化研究者，甚至把在别致的茶室饮茶和交谈视为英国贵族文化的一部分，在这个公共空间中，得体的举止和优雅的谈吐得以养成。饮茶是由中国传入英国，并且成为英国人生活方式的一部分，这是中华文化影响世界的一个例证，在中国，饮茶并无固定时间，而英国人却将其发展为一种有严格时间的类似制度的生活习惯。从跨文化研究的角度来探讨一种生活习惯传入另一个国家及其变异，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章才博士的书对这些都有所讨论。
在中国，与茶文化相连的词有“茶艺”“茶道”等，这意味着饮茶已经和某种生活情趣、文化活动联系在一起了。在欧洲，饮茶的习俗也导致审美观的某种改变。讲究的饮茶往往是用中国瓷器，大量进口的中国瓷器上的绘画风格和青绿色彩， 影响了消费者的审美口味。法国洛可可艺术的风格背后就可以看到中国瓷器的影响，18世纪，欧洲出现了“中国热”，饮茶也是中国 “智者”的生活习俗之一。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大流行，把生态全球化及所带来的问题变成了一个受到大众广为关注的学术前沿领域。章才博士此时出版这本书，可谓非常适合时代氛围。此前，出版界的一本名著是克罗斯比的《哥伦布大交换——1492年以后的生物影响和文化冲击》，把地理大发现后全球出现的物种大交流作为主题。章才博士的书关注茶叶———这个被英国人称为“神奇的树叶” 的商品在中西的传播，以及对英国文化和中西贸易的影响，也属于物种和生态全球化这一领域。
正如章才博士在书中所指出，茶饮是在古代巴蜀或今天四川的巴地和川东发源的，东汉以后传播到江南，在唐代传播到全国。从7世纪到17世纪初，茶叶基本只是一个亚洲饮品，17世纪中期以后，茶叶开始外销。到19世纪中期，茶叶的消费开始全球化，但其种植与加工依然在中国、朝鲜和日本。欧洲和北美消费的茶叶基本来自中国长江中下游和东南沿海。这期间，中国在世界茶叶贸易中拥有垄断地位，但到了19世纪下半叶，中国的垄断地位迅速被印度、 锡兰的茶叶所打破。
章才博士的书也提到了学术界早已注意到的鸦片战争爆发前的背景: 英国大量进口中国的茶叶和瓷器引起贸易入超， 用毒品走私来替代用金银支付中国商品货款，遭到以林则徐为首的中国政府官吏的查禁，于是发动战争， 逼迫大清帝国就范，最近出现的中美贸易战，部分背景也是中美贸易的不平衡和美国长期入超。贸易的不平衡衍生政治问题，这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问题。
19世纪中期以后，英国人更好地掌握了茶叶的栽培和制作技术，并在南亚的殖民地生产茶叶，如今，英国的茶叶大多是从印度和斯里兰卡(旧称锡兰) 进口。更早一些，英国人也掌握了中国的制瓷技术，并开始在本国生产，而且英国本土生产的瓷器丝毫不逊于中国的瓷器，甚至比中国的瓷器更为精巧。18世纪末期，英国斯塔福德郡，尤其是北部的斯托克就已经成为闻名欧洲的陶瓷制造中心。马嘎尔尼使华时，使团副使斯当东爵士当时就自认所带来的英国瓷器比中国的瓷器质量更好，因为英国人烧瓷时会用自己发明的温度计来准确控制瓷窑火候。19世纪，英国人已经基本不再进口中国的瓷器。中国的商品和技术传入后逐渐适应英国的品味，并且在英国得到进一步发展，从而使中国的原创产品不再具有竞争力，这其中的原因也是值得讨论的。
章才博士的书建立在阅读和参考许多中外论著和大量原始资料的基础 上，因而描述和分析非常深入和细致。在中英贸易和英国茶文化领域，几乎所有重要的书籍和文献资料，他都知晓。成书期间，章才还到英国进一步收集资料，不仅利用英国图书馆的丰富馆藏以及JSTOR、PQDD、EEBO、ECCO、 谷歌数字图书馆等电子资源库，还查阅了社会活动家、作家、宗教界人士、医生等所写下的文献资料，包括诗歌、小说、油画、茶具及其图片等。
章才博士的书不仅是一个跨文化研究的优秀成果，也是一部经济史、社会史、 日常生活史著作和人类学视野下的研究论著。读目录，我们就知道这是一部非常有趣的著作，融学术分析和阅读性于一体。书中既有详尽的梳理与分析，也包含大量有趣的细节、生动的故事，对英国本土陶瓷生产的发展，技术的进步，茶叶的生产、运输和在英国的销售，甚至伦敦牛津街上的茶铺所销售的不同茶叶的价格，英国人对茶叶的观感，饮用习惯的变化等都有具体的描述，书中也不乏对中英两国饮茶习惯和与之伴随的文化习俗的对比。总而言之，这是一本很值得关注和阅读的书籍。
何平
2020年10月于成都
【后记】
拙著即将付梓之时，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延续，茶水可以抑制病毒的报道不时见诸媒体。饮茶功效问题，不仅在今日引人关注，历史上即已如此，神农以茶解毒的传说即反映了古人的认知，在茶传播至西方时，很多人士也视其为“万能灵药”。无论功效如何，作为中国先民的重要发现，茶在中国的影响极为深刻，它也随着中外交流融于世界历史的浩浩大势，足以成为世界史研究的关注对象，但目前相关学术著作尚不多见，就此而言，拙著可稍稍弥补这一缺憾。
拙著撰写迁延日久，写作缘起实可追溯至十余年前。2005年，我很荣幸地考取首都师范大学世界史专业博士生，入学适逢召开“世界各国的世界通史教育国际学术研讨会”， 跨国贸易引发了我的兴趣，此时一缕茶香由儿时记忆中徐徐飘来: 父亲作为公安干警经常在外奔忙，每次回家都会泡上一壶花茶，母亲在招待亲友时也会热情地端上茶水，喝上一口让人神清气爽……于是，将茶作为研究对象的粗浅想法跃入脑海。
但是，一个思维火花与完成博士学位论文乃至最终的专著之间，尚隔西天取经般的艰辛历程。拙著的最终完成，不仅凝聚着个人的学术追求与人生理想，也离不开众多师友与亲人的谆谆教诲、勉励提携与温暖关怀。
研究“茶”这一想法， 得到了我的导师何平教授的肯定。何老师曾负笈英伦多年并从牛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对茶在英国的影响体验颇多，正是在他的鼓励与鞭策之下，我开始搜集材料并动手撰写，而初稿完成之后，何老师又数次批改与悉心指教，后来才顺利通过评审与答辩，在最终的书稿完成之时，何老师又百忙之中欣然赐序，内中的感激之情无以言表，唯有牢记教诲，在学术道路上勉力前行。
在首都师范大学学习时，还从多位教授那里获得教益。 三年期间，曾多次聆听杰里·Ｈ.本特利教授 (Jerry H Bentley)与刘新成教授关于全球史的讲学与讲座,极大地深化了我对跨文化交流的理解，但令人扼腕叹息的是，本特利教授在学术盛年即不幸与世长辞。夏继果教授则开设了都铎史课程， 我通过学习大大提升了史料考辨分析能力。在论文评审时，两位匿名专家在给以鼓励的同时提出了高屋建瓴的修改意见。而在后来的答辩过程中，中国社会科学院陈启能研究员、程西筠研究员、王章辉研究员与首都师范大学周钢教授、赵军秀教授，在肯定论文创新价值的同时指出了不足，使我明确了进一步探索的方向。
拙著能够出版，离不开诸多领导与同事对我的关心。我在山东师范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工作期间，学院历任领导均时常给以温暖照顾，各位老师也竭尽所能给以热情帮助。在此，还要特别感谢天津师范大学侯建新教授给以错爱，我才有幸回归专业队伍，得以在欧洲文明研究院这一享有盛誉的研究平台上遨游于知识的海洋，更得到了诸位领导与老师的指教，使拙著得以杀青。
多年以来，我在学术道路上得到了众多师友的关爱。在韩国蔚山大学任客座教授期间，朴三洙教授、李向度教授、李仁泽教授、朴璟实教授对我多有照顾，许家胜教授、王静博士也经常给以帮助。在山东大学访学期间，顾銮斋教授给以悉心指教，后来一直对我多有关心。在英国查阅资料期间，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杨库(Andrea Janku)教授给以热情指导。另外令我难以忘怀的是，英国茶文化专家简·佩蒂格鲁女士(Jane Pettigrew)在我遇到困惑时指点迷津，中国社会科学院孟庆龙研究员、沈冬梅研究员、华中师范大学罗爱林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王华教授对我多有指教。在此， 还要感谢诸多同门始终给以热情帮助，尤其是张旭鹏研究员，经常指出我研究中的不足。
另外特别感谢的是，本项研究进行过程中，阶段性心得提炼成文，得到了 《世界历史》《光明日报》《亚洲研究》( 韩国) 等诸多期刊的错爱，匿名专家与编辑部老师均给以热情鼓励与严肃批评，特别是任灵兰编审、周晓菲编辑、 任大熙教授 (韩国) 等提出的宝贵意见，扫清了我认识上的许多盲区。拙著最终得以出版，得益于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的资助，非常感谢匿名评审专家的点石成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李庆红老师在编辑过程中始终辛劳付出，细致地弥补了很多疏漏。
最后，还要特别感谢我的爱人和女儿，没有她们的默默付出，拙著的出版尚不知拖延到何时，感谢我的岳父岳母在孩子成长过程中给予的爱与付出，感谢父母对我的抚育与教育，父亲在世时常常给我以鞭策与鼓励，希冀自己没有过于辜负老人当年的殷切期望。
拙著的撰写也离不开前人的丰硕成果，在此谨向诸位前辈与同人致以诚挚的谢意!由于个人才学疏浅，书中定有诸多不尽人意甚至是谬误之处， 敬请各位专家与读者不吝赐教！
刘章才
2021年3月于天津